孫子和老子具有師承關系沒有史料上的支持，我們僅僅是通過《道德經》和《孫子兵法》的相似性進行了揣摩和推測。但是，韓非子和老子的淵源卻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韓非子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喻老》，一本是《解老》。這兩本冊子雖然只是對《道德經》一書部分文本所作的注釋和說明，但這絲毫掩飾不住韓非子直接接受老子思想的影響問題。而且從解釋學的觀點來看，對一個文本進行注釋和說明，本身就已經暗示了讀者想從這一文本中找到自己期望的東西。任何讀者的心都不是一張白紙，讀者和文本也不是直接通過眼睛建立起聯系起來的，當中總有那么一個“有色眼鏡”，也就是伽達默爾說的“偏見”。而《道德經》本身的模糊性又為這種所謂的解釋和發揮提供了空間，以至于“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可想而知，推行“外王之術”的韓非子，絕對不會像莊子那樣把興奮點放在“道”的本體論層次和對世界的觀照上，而是和孫子一樣，把著力點放在了其辯證法因素上；主要不在于“無為”的人生境界上，而是在于“無為而無不為”的功效和手段上。但是，他和孫子還是有所不同。如果說孫子在老子“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中引申出了“兵者，詭道”的兵法大略，那么韓非子則在老子“圣人無常心”的“無為”中發展出了“君道無為，臣道無為”的管理理念。（《韓非子·主道》）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帶兵打仗是兵以詐立，靠的是出奇制勝，所以孫子重視的是“奇”。而治理國家是一門管理的學問，針對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的子民，不能講“奇”，而要講“正”。而這，也正是名副其實的“君人南面之術”。對此，韓非子在其《主道》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君道無為”的觀點：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君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躬于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韓非子·主道》
這是《韓非子·主道》中的第一段，開門見山，直亮觀點。其對“道”的迷戀無疑已經深深地打上了老子的痕跡。所不同的是，他將老子的自然之道演化成了君王之道。主張君道無為，臣道有為，以無為馭有為，則是無為而無不為。
所謂 “君道無為”，是指君主應該保持虛靜無為的心態，遇事不表露自己的真實意圖，做到 “無為”、“無形”。老子說：損而又損，至于無為；孫子說：微乎其微，至于無形，神乎其神，至于無聲。在這里也是一樣，君道無為，就是讓臣子無見其所“執”。這樣，大臣們就無法猜測君心，因而也就覬覦不到君權。如果君王個個都像一個純真的孩子，喜怒哀樂形于色，勢必給手下人留下了或小或大的辮子，抓其弱點者有之，投其所好者有之，君王就會變成玩偶了。《三國演義》中有一段精彩的“青梅煮酒論英雄”，其關于所謂“英雄”的描述，無疑是這種“君道無為”最為形象的描述：
酒至半酣，忽陰云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憑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
——《三國演義》
在這里，曹操借龍的大小變化來比喻真正英雄的“無形”。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變化莫測，沒有固定的形狀，正是對英雄的最好比喻。正因為無形，所以才能“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才能“方今春深，乘時變化”。而“君道”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一個是像龍一樣變化、審時度勢，立足于天地間而不敗的“英雄”，一個是左右捭闔，將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間的“君王”罷了。前者是處世之道，后者乃馭人之術，道理卻是相通的。
所謂“臣道有為”，是指君主不必事事親躬，而是主動性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其實，正是因為“君道無為”，才會有“臣道有為”。如果作為君王的管理者事必親躬，不分輕重，都橫加干預，大臣的作用又顯現在哪里？從管理的角度看，管理一個國家和管理一支軍隊沒有什么區別。最為高明的將領是那種不顯山、不露水的將軍，而不是一馬當先，沖鋒在前。《道德經》中說：“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孫子兵法》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這里，所說的道理只有一個：沒有勛章的將軍才是最好的將軍。治理國家也是如此，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的領導不是最好的領導者，頭上帶滿光環的君王也不是最好的君王。真正的高手不會時時刻刻都發揮關鍵作用，他們“求之于勢，不責于人”，經常充當幕后英雄，無冕之王。
但是，“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必須設定好規矩和規則。否則，大臣們的“有為”就無法調動起來。對此，《孫子兵法》中也有論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斗眾如斗寡，形名是也。”
（《孫子兵法·勢》）“分”和“數”分別是指中國古代軍隊兩個不同的建制單位。“分數”說的是軍隊的組織編制，“形名”是指軍隊的指揮號令。只要把軍隊按照一定的編制組織好，并加以統一的號令，這樣，領導一個人和領導千軍萬馬的效果是一樣的。捻重若輕，說得就是這個道理。治理國家也是如此，不過它需要的不是“形名”，而是“法律”。在韓非子看來，只有建立一套賞罰分明的法律制度。君主不會明確指明臣下應該如何如何去做，而之告訴他們需要達到一個怎樣的目的。至于如何去做，是臣下施展他們才能的過程。君主的權勢與威嚴，在于權衡臣下的所作所為，賞罰分明，而不是奴役臣下、統治民眾，不偏袒、不徇私、不蒙蔽。所以，韓非子說：“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墯其業；赦罰，則奸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韓非子·主道》）正是表明了這樣的觀點。
看來，韓非子從老子的“無為”中學到兩樣東西：一個是馭人之術，另外一個是管理之方。前者來自于韓非子的“人性惡”的主張，后者來自于其追求事功的社會抱負。就這樣，老子哲學中那種晦澀的、朦朧的、或隱或顯的“君人南面之術”，在韓非子這里成了公開的、露骨的、淋漓盡致的“法、術、勢”。這種法術與權術并用，陰謀和陽謀兼施的思想，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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