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公款吃喝9000億，是國防開支的5倍、醫療投入的4倍，這叫“酒桌經濟”。拋開利益局，純扯淡、純聊天，開懷暢飲、放浪形骸，這叫“酒肉朋友”。“酒桌經濟”難免，“酒肉朋友”難得。更多的是我請你喝酒、你幫我辦事，喝酒成為一種工具理性。
在中國，不一定什么事都可以攤到桌面上來說，酒桌除外。酒桌適宜神交、社交、私交。酒桌澆筑了一個社交的中國、節慶的中國、禮儀的中國。網友們曾對招待奧巴馬的國宴津津樂道：翠汁雞豆花湯、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蘆筍、烤紅星石斑魚、一道點心、一道水果冰淇淋和2002年的長城五星葡萄酒。
上至國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酒精不燃燒，不算搞社交。因此，酒精文化碰到汽油文化就傷痕累累，禁酒令越來越嚴，仍難敵陪酒之風，把車扔在原地，酒還得照喝不誤。
你可以不懂中國話、不懂中國文化，會喝就行。無怪乎老外感嘆“中國就是個大party”，party上不認識人沒關系，語言不通不要緊，酒量甚至也無所謂，只要你自己High起來，似乎就足夠了。
在中國，酒是文化、禮儀、歷史、風俗；最后酒酒歸一，酒是關系，酒桌即可看中國。
在中國，酒局之妙不在“酒”而在“局”。易中天曾說，“政治即吃飯，會不會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處理飲食問題，就關系到會不會做人，會不會做官，會不會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他這話并不夸張，有諸多史實可以佐證，如藺相如澠池會上屈秦王，開趙國數十年之太平。曹操邀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等歷代著名酒局已是耳熟能詳。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酒局在歷史文化上承擔了如此多的功能，朝代的興衰都能與酒局聯系起來。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說的不過是幾杯小酒忽悠走了天下兵權。一頓酒就鞏固了宋王朝的中央集權。以酒宴的方式解除禁軍主要將領的兵權，是宋初政治、軍事中的一件大事，酒酣耳熱之際，談笑風生之中，平靜地對禁軍進行改革。 毫無疑問，杯酒釋兵權是宋初重要的事件，將其視為大宋王朝的一個歷史標簽，也不算過分。
成王敗寇，政治博弈向來兇險無比，再美妙的歌舞、再美味的酒水也不過是假象而已。項羽設下的鴻門宴原本就是個幌子，不過是試探劉邦是否想稱王的借口罷了。劉邦明知項羽意在為何，依舊如約而至，就是不想與其撕破臉，畢竟雙方實力懸殊。原想在酒桌中示弱以打消項羽的懷疑，不料項羽殺意已起，所以劉邦找借口逃掉。
曹操煮酒論英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都是用酒說事。但尋常古人飲酒是為了作詩、猜謎，所以才誕生出《蘭亭序》這般美帖。飲酒作為古代文人的雅趣，已屬農業社會的浪漫，不復存在了。工業社會正滌蕩一切兒女情長(馬克斯韋伯)。
權力的酒桌餐桌與權力到底有何關系?在法國歷史學家馬克·阿爾貝寫的《權力的餐桌》一書中,從古希臘時代的公眾宴會,到路易十四的豪華餐桌,直至如今愛麗舍宮的第五共和國晚宴,餐桌的變遷被視為是一個權力控制與馴服的過程——“菜”不僅僅是菜,“吃”也不是個人的事兒,因為在吃的“規矩”和“意義”背后,總有需要達成的目的。對應到我們當下,也可以說,在官員的酒桌上,“酒”也不僅僅是酒,“喝”也不是個人的事兒。
這從各式層出不窮的敬酒令中就可見一斑，如“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干部要培養；能喝八兩喝半斤，這樣的干部要當心；能喝白酒喝紅酒，這樣的干部要調走；能喝紅酒喝飲料，這樣的干部不能要；能喝飲料喝白水，這樣的干部要讓位。”諸如此類，不難發現，在很多時候，喝酒儼然成了為權者的干部的必備素養。
權力的酒桌上，敬酒與被敬，往往因桌上的最高權力而異。在一個酒桌上，你可能是敬酒者，也即被考驗者；但另一個酒桌，你也可能升級為被敬者，成為考驗他人的主考官。哪怕職別再低，在求辦事者那里，你依然可以成為座上賓與被敬者。由此，敬與被敬，喝與被喝，成為一條盤根錯節的食物鏈，無論是南北東西，只要有權力在場，幾乎就沒有不喝的道理，這成為“放之四海而通行”的酒桌文化。
不過，有送命之虞的酒桌，固然有傳統酒桌文化的催化作用，但在根本上，還是權力文化的助興。在這張酒桌上，喝的雖是酒，但比的卻是權力。喝什么酒，如何敬酒，乃至如何擋酒，都是要被精細拿捏分寸的權力文化，歸根結底不過是一種權力秩序的外在延伸，并構成支撐權力的現實注腳，以微妙的方式，顯示一種權力的在場。
（資料來源：新華網《該如何反思“喝死人”的酒桌文化》，北京晚報《酒桌文化歷史變遷》，新周刊《酒桌即中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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