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曾擔任美軍三角洲部隊的指揮官，執行過幾次獵殺本·拉登的任務。本·拉登現已不在獵殺名單上了，弗里則成為了美國核電站的安全檢查員。
在理想世界里，一個三角洲特種部隊的指揮官應該像只變色龍，能隨時融入人群之中，既不丑得過分，也不美得出挑。
戴頓·弗里就是這樣一只變色龍。
弗里現在是一個作家，出過一本自傳和幾本驚險小說。他最著名的作品當然是那本自傳《獵殺本·拉登》(Kill Bin Laden)，講述了美軍策劃托拉博拉戰役以殺死“基地組織”首腦本·拉登的來龍去脈。作為那場戰役的指揮官，弗里從深度和廣度上都刷新了人們對美軍特種部隊行動的認識，他立刻成為了名人，但他的真實長相至今仍是個謎。
這并不是說他不肯出現在公眾面前。2008年，他還接受CBS《新聞60分》的采訪，但出現在鏡頭前的卻絕非他的真容。他戴了帽子，粘上一把阿拉伯式的大胡子，甚至對面部皮膚都進行了一定的處理;按中國武俠小說的說法，他簡直是個易容高手。
最近弗里又出了本反恐主題的小說，名為《全攻擊模式》(Full Assault Mode)。《大西洋月刊》記者蒂娜·杜普伊跟他約了采訪，他們一起吃了午餐，但觀察能力一流的記者依然沒法描述出他的特征：“他個頭不高也不矮，身材很好，但肌肉并不夸張，也不顯得瘦削。他是白人，但白得很不顯眼。皮膚既不顯得蒼白，卻又沒有曬成古銅色。他穿著T恤和一條卡其色的褲子，美國南方口音，但聽不出來具體是哪里人。除了那頭典型海軍陸戰隊的發型(兩邊剃光，中間短發)外，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極其普通的中年人。”
“畫一個你所能想象的最沒特點的人，”杜普伊說，“那就是他。”
三角洲的冷血戰士
弗里的真實姓名和長相都相當神秘，他卻不介意透露，他出生在肯塔基，是個軍屬小孩，從小就跟著軍隊四處走。19歲的時候，他正式參軍，頭15年都在陸軍游騎兵兵團，后來加入了特種部隊。他在特種部隊待了6年，曾在阿富汗、波斯尼亞和伊拉克等地服役。
“三角洲和海豹六隊是世界上最花錢的部隊，”弗里在《獵殺本·拉登》書里寫道。倒不是說他們每個士兵能有多高的薪水，而是說，他們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裝備都是最貴最好的。“而且，這里沒什么繁文縟節，幾乎沒有任何禁令。”弗里寫道，“我們就像搖滾明星一樣。”
搖滾明星都是天生的。弗里從未經受過任何“控制情緒”的訓練，但在戰場上，哪怕是有隊友死在他的腳邊，他都可以按原計劃將任務執行下去。三角洲沒有專門的“情緒指導專家”，來教導他們如何在戰場上排除干擾專心任務，但他們的選拔標準就決定了一切—進入這個部隊的人，只會是那些在最危急的時刻也能控制住情緒的人。
弗里說，這個選拔過程漫長而又殘酷，如果你無法在意志、體能和精神上達到比普通士兵還要高得多，那么你就無法進入三角洲。“特別是有時候你會聽到一聲慘叫，但你不能分心，因為你還沒完成任務，”他說，所以能通過這種選拔考驗的人，在實戰中才能表現出色。這聽上去有些冷血，但弗里卻說，這非常有必要：“在做任務的時候，情緒是非常危險的，”他說，“如果有兄弟在你旁邊倒下了，而你因此受到影響，那么整個任務就有可能失敗，而這會導致更大的風險，甚至引發國際問題。”
在選拔進入三角洲后，這種意志上的磨煉會更加明顯。“我們當然也是人，不是機器，我們總會有反應有情緒。”弗里說，“但我們平時的訓練就特別現實，我們知道，每一次交火都可能是我們生命的最后一戰，每一次行動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能肯定結束時還能見到誰。”—死亡是非常現實的問題，而他們已經對此習以為常。
然而，習慣與死亡為伴，并不代表他們缺少人性。弗里說，他們也會為普通的事情煩惱。頭一天可能還在荒漠里追蹤目標準備獵殺恐怖分子頭目，之后或許有個休假機會，回到家里，就要開始為了賬單、孩子的數學作業和漏水的屋檐而煩惱。
他們的生活也并不會像人們想象中那樣神秘，更不會像電影那樣，親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朋友和家人當然都知道我在特種部隊，”弗里說，“我又不會因為進了特種部隊就跟他們斷絕來往。”不過，弗里承認，他的鄰居幾乎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三角洲的成員和家屬都接受過特別訓練，不會在社交網絡上談論軍隊事宜，也不會在房子或者汽車上貼軍隊標志;甚至于，他們也很少跟鄰居一起玩樂，因為“這樣更難保持秘密”，所以三角洲的成員們傾向于有空就聚在一起休閑。
獵殺本·拉登
弗里在三角洲執行過很多任務，毫無疑問，獵殺本·拉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2001年12月，9·11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后。CIA通過無線電滲透和其他情報方式得出結論，本·拉登就藏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托拉博拉山脈之中。三角洲特種部隊被派遣去執行獵殺任務：“我們的任務是找到他，活捉或者殺死他都行。但我們都知道，事實上我們就是得殺死他，因為沒有人愿意把本·拉登帶回美國進行審訊。”弗里說。
弗里的隊伍跟CIA以及阿富汗軍隊混編在一塊兒。根據他接到的上級命令，三角洲負責殺死本·拉登，而尸體和戰利品則歸屬阿富汗軍隊，這樣能讓他們在戰爭中保有顏面。他們原本打算采取偷襲戰術，“但高層的某人否決了這個提議，”弗里回憶道，“我不確定那個某人究竟是誰。”
他們還有第二方案：扔幾百顆地雷在逃往巴基斯坦的必經之路上，這樣本·拉登就不會在他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離開阿富汗了。但這個計劃也被高層否決了，弗里說，他同樣不理解這是為什么。
然而令行禁止，在接連兩個方案遭到否決后，他們唯一的選項就是正面攻擊。弗里當時是三角洲的前線行動指揮官，他手底下只有50名精銳，但本·拉登有至少1000名士兵。“我必須得到阿富汗軍隊的支援，”弗里表示，“但阿富汗士兵并不這么想—在那個時候，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將本·拉登視為英雄。”
在這種情況下，弗里陷入了兩難。有一天夜里，弗里得到情報說，本·拉登就在他們兩公里之外的地方。當時阿富汗盟軍還沒到來，事實上，即使他們到來了，弗里也不知道是否能夠信任他們。“在基地組織和阿富汗軍隊之間好像有某種協議，像是某種默契，”弗里說，“他們每次遭遇的時候會合起來上演一場好戲，打一打就離開，從來不動真格。”他手上只有自己的50個士兵。
他必須要做出抉擇：誓死一搏，或者原地觀望。他選擇了后者。“從指揮官的角度來說，不值得冒這個險。”但是他還補充說，這個決定對他來說也非常難受：“感覺上像是我讓整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失望了。”
沒過多久，弗里得到了第二次機會。一個代號為“豺狼”的三角洲突襲小隊報告說，他們發現了本·拉登：“豺狼隊說他們觀察到50人左右的行動，這些人鉆進了一個他們以前從未見過的山洞。其中有一個人，個頭較高，穿著迷彩夾克。所有人都覺得，那就是本·拉登。”
這一回沒有必要再進行正面襲擊，他們呼叫了空中支援，對那個山洞進行了幾個小時的定點轟炸。“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死了沒有，反正阿富汗司令宣布了勝利，我們就離開了托拉博拉。”弗里回憶說，“當時我們有一半的人相信他死在了那個山洞里，而另一半人認為他逃走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離開，去進行下一個任務了。”
2004年11月，當本·拉登再次在半島電視臺上出現，弗里終于確信他逃脫了當年的那次轟炸。但那個時候，弗里已經不再會對當時的決定感到遺憾，“當你忙著追捕薩達姆或者扎卡維的時候，你不會花太多時間來遺憾這樣的失敗，”他說，“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爬進核電站
在加入三角洲特種部隊6年之后，弗里終于決定退伍，“這樣我就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女兒”，他說。盡管從搖滾明星變成普通人的落差有點“難以適應”，但在退伍之后，弗里的生活也依然豐富。除了寫書之外，他還當“顧問”，包括給電子游戲《使命召喚》當參謀，還接一些其他的活兒，比如給一些核電站進行安保測試。
他的最新小說《全攻擊模式》就是他最近工作內容的體現。在這本新書里，恐怖分子會對一座核電站進行恐怖襲擊。“這并非天方夜譚，”弗里說，“我就曾經爬進去好幾座核電站。”
弗里爬進核電站主要是為了尋找安保漏洞。他解釋說，在美國，一共有61座核電站，總共有100個反應堆，而他每一個都去過，其中有些還去過不止一次。“我們進去過65%的機密區域，”他說，在這100個反應堆里，有40%的敏感目標都在他和他同事的掌握之中，包括核燃料池在內，“如果愿意的話，我們能導致核心熔毀。”
這種測試是反恐演練的一部分。美國核管理委員會認為，海外確實存在著一些恐怖分子和敵對國家，會利用核電站來給美國帶來真實的威脅，于是他們雇傭了私人承包商來進行安保強化，而弗里這樣的退伍特種兵則是模擬恐怖分子的最佳人選。
在他爬過的核電站里，哪一座的安保措施最差呢?弗里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笑了起來，他說，在所有的美國核電站里，安保措施最好的，反而是那些商業核電站。“相反地，政府核電站會有一些問題，哪怕是在加強防守之后。想象一下吧，如果核電站旁邊有一家化工廠，而我是一個恐怖分子，我發現核電站里里外外重兵把守，我當然不會進去，而是轉而去化工廠。因為政府根本沒告訴化工廠的人也得注意安全。”
最近，《華爾街日報》報道了一起發生在2013年的恐怖襲擊，當時恐怖分子侵入了硅谷一家發電站，在19分鐘內損壞了17個變壓器。盡管當時加州電力單位反應迅速，此次襲擊并未導致大規模停電，但它證明了，恐怖襲擊對于電力的威脅是真實的。
“不管干這事的人是誰，我只能說，這幫人是專業的，”弗里說，“這很顯然是一次詳細策劃好的襲擊。他們一開始就關閉了目標地區的監控，切斷了發電站與外界的通訊線路，而且在警方反應之前就逃之夭夭，這說明他們對執法機關的行動速度也有研究。”
弗里說，如果是他或者其他的退伍特種兵，他們也會非常輕易地完成這樣的襲擊。他說，關鍵就是“3D”：偽裝(disguise)、分散注意力(diversion)和欺騙(deception)。他以他曾經做過的任務為例。有一次圣誕前后，他團隊中的一個人打扮成圣誕老人的樣子，看起來像是要發小禮物的樣子，于是他就被迎接進了核電站;另外一次，他們有人假裝受傷流血，核電站里的人也打開大門來救助他們。弗里說，“我們的核電站安保漏洞實在太多了。”
關鍵的原因是人性固有的缺點。“只要有人，就會有人性的弱點，”弗里說，“現在的安保系統太強調佩槍保安的重要性，但問題是，不管你手上的武器多強大，只要你有五分鐘沒有集中注意力，我就能找到縫隙溜進去，而你根本不會留意到。”
本·拉登老婆納伊瓦揭秘八年婚姻生活
在穆斯林世界中，婦女嫁給自己的表兄弟是很普遍的。這種結合很受歡迎，因為這樣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避免了潛在的財產繼承問題——如果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的話。
在我十四歲左右的時候，奧薩瑪找到了開口的勇氣。那年夏天，他們來敘利亞拜訪我們，待了很長時間，我倆每天都泡在一起。當他們返回沙特阿拉伯時，他和他媽媽談到了定親的事。阿麗婭姑媽對這樁婚事很滿意，她的兒子要娶自己兄弟的女兒，這會使我們兩家的關系更加親近。
在穆斯林世界里，女人們通常需要安排煩瑣復雜的婚禮程序。幸好，我們的婚事不用安排這些煩瑣的細節。不僅因為奧薩瑪和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而且也因為阿麗婭姑媽傾向于讓她有主見的兒子自己決定婚姻大事。她找我的父母商量過，而后我的父母向我透露了這些。
和奧薩瑪結婚，也意味我的人生將從此改變，劇烈地改變。在搬到沙特阿拉伯后，我需要頭戴面紗。奧薩瑪很保守，因此我還需要長在深閨，深居簡出，很少有機會離開自己小家的范圍。1974年，我結婚了，在我將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丈夫十七歲。
還是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事情發生。盡管奧薩瑪和他的家人在敘利亞停留了一段時間，好讓我們習慣并適應彼此關系的轉變，但是奧薩瑪卻要獨自回到沙特阿拉伯。我的官方旅行文書還沒有準備好。即使我嫁給了那個王國最富有最有影響的家庭之一，準備那個文書依然需要大量的時間。我只能呆在父母家，作為一個女學生，等待我作為奧薩瑪·本·拉登的妻子被批準成為沙特的公民。
我還是最希望看到我丈夫成長的家，而我所看到的并沒有讓我失望。阿麗婭姑媽的家位于吉達的穆什拉夫地區，那是一個舒適的社區，附近有一些商店和清真寺。我們的房子是一幢二層的小樓，雖然還沒有仔細端看，但確實是一個完美的新婚居所。得知阿麗婭姑媽和她丈夫為奧薩瑪和我單獨安排了整層樓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因為這可以讓我們有自己的空間。
我丈夫決定雇一個本地的仆人來幫我照料日常雜務和廚房里的瑣事。他雇了一個叫贊贊的埃塞俄比亞女傭，我相信她一定很高興在我們家謀職，因為她會得到尊重。
每天清晨，我丈夫不需要任何鬧鐘就能醒來，在太陽升起之前起床，就像在正午起床一樣輕松。他會離開家，快步走到附近的清真寺，其時，有人會通過喇叭召集信徒們前來禱告。如果你沒有聽過，可能無法想象，但禱告聲對我來說就像悅耳的音樂。
奧薩瑪的晨禱不會花太長時間。他回家以后，我們一起吃早飯。他的口味很簡單，僅僅是一片抹了油或者放了百里香的面包，就會讓他十分滿足，就像是吃到了最好的那塊肉一般。“納伊瓦，別擔心。”他說，“有什么就吃什么，一切都是真主給予我的，我都會真誠地感謝他。”當然，我會在早飯時為他準備奶酪、面包、雞蛋和酸奶。我還知道奧薩瑪從小就喜歡一道菜——在西葫蘆中塞滿骨髓。這道菜很快成為我的最愛。
我一心給丈夫做健康的食物，因為他的日子漫長而辛苦。他不但要上學，必須要專注于自己的課程，還要照顧家族的生意，龐大的本·拉登建筑公司。我丈夫一心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工作到很晚。
我慢慢了解了本·拉登家族，盡管在參加家庭活動的時候我很靦腆，畢竟我是最年輕也是剛嫁過來的媳婦。在年長一些的妻子談話的時候，我安靜地坐著聆聽。回想那時，我想最年長的妻子一定擔心我根本沒有自己的想法吧，雖然事實并非如此。
我記得在一次婦女聚會時，奧薩瑪的某個姐姐戲稱本·拉登家的三個兒子都是“瘋子和病人”。這個嫂子笑著說道：“最瘋狂的在天上，他是飛行員薩利姆，他開飛機總是那么輕率，每個人都擔心他這一次飛行就是最后一次了。第二瘋狂的在海里，拉登開船的時候總是那么不小心，害得家人都擔心他會消失在海浪中，或者在海里遇難。第三瘋狂的在地上，奧薩瑪在沙漠中開車開得太快，他可以從車里飛出去，然后能飛到別人都無法爬上去的險峰。我們擔心奧薩瑪會在飆車中喪命。”
我知道那位嫂嫂在開玩笑，我丈夫和他兩個哥哥并不瘋狂。然而，當奧薩瑪的哥哥薩利姆在一次墜機中身亡后，本·拉登家族的女人們開始心驚膽戰了。
當奧薩瑪回到家，我們會簡單聊聊我們一天的事情，然后一起吃晚飯。有時我們單獨吃，但大多數時間與阿麗婭姑媽和她的家人一起吃，那真是愉快的經歷。自然，必要的禱告會打斷一般的聊天，男人們沖向清真寺，而女人們則在家中禱告。
在吉達生活了大概一年的時候，我通過阿麗婭姑媽認識了一些女伴。我們時常會互相拜訪，有時還討論各自的丈夫和婆婆。我是比較年輕的新娘，對自己的丈夫、婚姻或者婆婆都沒有什么可抱怨的。
結婚快一年的時候，我感到了身體的異樣。我去找阿麗婭姑媽吐露心聲，她說所有的跡象都清楚地表明我懷孕了。
懷孕是一種絕美的感受。奧薩瑪聽到這個消息也很高興，像所有的沙特男人一樣，他真誠地期待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會是一個男孩。我暗自思忖，我們的頭胎是男孩自然再好不過，但是我總是希望能生一個小女兒，那樣，我就可以給她穿百褶裙，還可以給她編長長的辮子。但事實上，像所有的母親一樣，我什么都不期盼，只盼著真主賜予我一個健康的寶寶。
我懷孕的過程很輕松，卻經歷了無比困難和痛苦的生產過程。我沒有去醫院，而由家里有經驗的接生婆照料。分娩如此折磨人，以致我焦慮的丈夫宣布：“從今往后，納伊瓦都要去醫院生孩子。”
當我看到我第一個孩子的小臉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他很健康，感謝真主的保佑。我們將我們的小兒子命名為阿卜杜拉。第一次生孩子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1976年，但是我還記得當時喂他所遇到的一些麻煩。我是個年輕而沒有經驗的母親，并不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令人高興的是，一切都隨著時間慢慢解決了，阿卜杜拉也成長為一個健康的蹣跚學步的寶寶。
1979年爆發的一些事件，震動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但說實話，我是忙于照顧三個孩子無暇顧及外面的事情了。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對我們穆斯林兄弟進行殘酷的占領。盡管很多沙特人和其他國家的穆斯林對蘇聯的進攻感到震驚，而我丈夫卻表現得格外激烈。他堅持搜尋阿富汗的新聞，從穆斯林的報紙和國際新聞媒體上尋找。他知道的越多，就變得愈加焦慮。
我不知道那遙遠的國度正發生著什么，但不論那里發生了什么，我丈夫都深受影響。當我鼓起勇氣問他的時候，奧薩瑪只是說有一股邪惡的力量正在控制著穆斯林的土地。他十分難過，比他看到無辜的穆斯林婦女兒童遭受牢獄之災或者被折磨至死還難過一萬倍。
很快我就發現我第四個孩子依舊是個男孩。在醫生宣布他是男孩的時候，我竟然感到一絲失望，但是我旁邊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得高興，我的臉也因為欣喜而紅潤起來。我提醒我自己，還有那么多期待生兒子的虔誠的沙特阿拉伯婦女的祈禱沒有得到回應呢!
沙特阿拉伯人是那么喜歡男孩，所以只生兒子的婦女是直接被真主保佑的。現在，我有四個兒子了，我看到很多嫉妒的面孔。
我的娛樂幻想結束了，至少我丈夫在家的時候是這樣的。但在這個事情上我還是暗自有些小想法的。就在奧薩瑪又去巴基斯坦時，我的叛逆情緒即刻浮了上來。奧瑪是那么漂亮，我不禁又把小女孩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我的小快樂一直持續到某個下午。我丈夫不期然地走進房間，那時我正在給奧瑪試穿一件粉色的衣服，他頭上滿是卷卷。我被逮了個正著。
奧薩瑪一言不發，緊盯著我，他的表情分明是在說我不應該與命運抗爭。因此，我放下自己的小罪惡，再次把奧瑪的頭發剪成男孩的樣子，安靜地把那些小女孩的衣服疊起來。但是心中卻暗暗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個漂亮的小女孩穿這些好看的衣服。
盡管歡樂的時光很多，但也有讓我擔心的時候。奧瑪出生以后，我丈夫在巴基斯坦待的時間越來越長。我曾偶爾聽到他和家里其他人說他現在也去阿富汗了。當我想到我孩子的父親可能會有危險的時候，我感到十分不安。然而，我不敢抱怨，因為我丈夫說得再清楚不過，我沒有資格評論任何家以外的事情。
我從來都沒有去過巴基斯坦，但是很希望去，我們希望能盡量陪伴他。
在過去的三年中，奧薩瑪像一只忙碌的小鳥似的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他從我們沙特阿拉伯的家飛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又在那里，向阿富汗鉆去，集合阿拉伯地面上的戰斗力量。當他認為必須回到吉達，才能為戰士們籌措更多資金，并與本·拉登家族的兄弟們并肩作戰，他會回到我們的身邊。然而即使在吉達，他也絕少有時間陪在家人身邊;幾乎每天在他醒著的時候，他的時間都會被有關抗擊蘇聯的戰爭或者建筑生意的重大會議排得滿滿的。
得知我們將在巴基斯坦待一段時間，我很開心。有時我丈夫一走就是幾個月，我獨自在吉達待著，覺得很沒意思;我成長的孩子們也需要他們的父親，尤其是最小的那個，還在蹣跚學步的奧瑪，他對父親的思念，好像比幾個兄弟加起來的還多。
那時，我和奧薩瑪結婚已經八年了。雖然他在阿富汗的工作總是那么緊張，但總的來說，我們的婚姻是幸福美滿的。我對我丈夫格外滿意，而他的一舉一動都告訴我他也像我一樣幸福。
歡迎轉載：http://www.kanwencang.com/qiwen/20161116/55236.html
文章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