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謎一樣的男人”。
如果說他的勝選，讓不少人看到了所謂“精英政治”、“政治正確”的潰退的話，那么從勝選到現在他的一系列言行舉止（尤其是在推特和在接受訪問時），則更多地開始讓外界對其的判斷舉棋不定——
他的言行，究竟是一時興起、隨性而至，還是運籌帷幄、老謀深算？究竟應該注意他的商人身份帶來的不同特質，還是將其視為美國候任總統，開始研判其可能帶來的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巨大變化？
就在人們捉摸不透的時候，特朗普又走了一步棋。此前的一步，是接聽蔡英文的電話；最近這一步，則是在接受福克斯訪談時稱，“完全理解一個中國政策，但不明白美為什么必須受’一個中國’政策束縛，除非美中就貿易、匯率、南海、朝鮮等其他議題達成協議”。
Interesting。
臺灣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特朗普究竟是一時興起，還是老謀深算？這個話題的起因，是接聽蔡英文的那通“祝賀”其當選的電話。
當然不是一時興起。事實上，無論是從他本人，還是從他身邊的團隊來看，美國對于臺灣的政策，可能都是特朗普上任后的顯著變化。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研究員刁大明就對俠客島分析稱，這是臺灣對美持續不斷、一以貫之的游說結果。比如，蔡英文之所以可以打通電話，是因為用14萬美元游說了前堪薩斯州國會議員、1996年曾競爭過總統之位的鮑勃多爾；區區14萬美元就達到這一效果，已經足見臺灣在美之深耕程度。
同樣，從今年競選開始，共和黨內“親臺”的聲音就此起彼伏。特朗普的團隊中，也不乏這樣的右翼人士。
比如，大選期間，特朗普的重要幕僚Peter Navarro就曾訪臺，之后在《國家利益》上發布了《美國不可放棄臺灣》的文章；特朗普的外交顧問、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約翰·博爾頓則公開表示，美國可以逐步升級美臺官方關系，直至重建外交關系；
同時，被特朗普任命為白宮幕僚長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Reince Priebus，也曾在去年十月到臺，與蔡英文見了面。當時跟他一起去的是特朗普的顧問葉望輝（Stephen Yeats），此君則領銜了今年新版共和黨黨綱中國家安全部分的起草工作。
這份新版的共和黨黨綱，則是此前從未有過的“創舉”——將里根時代對臺灣的“六點保證”寫入了黨綱：不設定對臺軍售的終止期限，不修改《與臺灣關系法》，不事先與大陸磋商對臺軍售，不在兩岸之間扮演調解人，不迫使臺灣與大陸談判，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
在刁大明看來，這份黨綱稱得上“罕見”。一定程度上，新保守主義、親臺的理念，貫穿了整個共和黨選舉的始終；特朗普當選后，也有一些新保守主義的人迅速回流，向他身邊靠攏。可以說，特朗普之前對于臺灣的表態，無論是稱蔡英文為“President”，還是在推特上連續不斷地對此進行重申、反擊，一方面暴露出他對整個美國外交此前所持立場的不熟悉，另外也顯示出他被共和黨和團隊整體思想和氣氛牽著走的態勢。
從這樣的整體脈絡分析，特朗普的邏輯是明晰的、有意為之的，而決非“一時興起”的任性之舉。最近特朗普的話則更明確：在他眼中，美國所持的“一個中國”立場，不過是用來與中國“做交易”，迫使中國在諸如貿易、匯率、南海等問題上與之合作或作出讓步的籌碼。
邏輯
特朗普究竟想做什么？
對待特朗普的言行，中國的態度稱得上“克制”。打電話時，在抗議之余，將其定義為臺灣方面搞的“小動作”；對于特朗普最近的表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則表示，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如果這一基礎受到干擾和破壞，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和兩國重要領域合作就無從談起”，“敦促美國新一屆政府和領導人充分認識臺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低調的表態，是重申底線、以觀其變的做法之一。特朗普是1952年艾森豪威爾將軍擔任總統之后，64年來唯一沒有任何政府經驗的總統；基于此，他可能會有比以往總統更長的“學習周期”。刁大明認為，一般候任總統上臺后，需要有半年左右時間來適應華府生態、學習和了解美國政策傳統及走向，特朗普則可能更長。
在此之前，對于亞太戰略，他不一定有清晰表達。雖然他現在不斷叫囂放棄盟友、美國優先等，但由于兩黨目前在亞太戰略上趨同度很高，因此有可能到明年下半年APEC前后，才會有較為清晰的亞太戰略闡述。盡管“平衡”、“重返亞太”的名字可能會變，但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遏制中國的戰略趨勢不會變化。
這一點，從他最近的一系列做法中就有跡可尋。
地緣
臺灣《新新聞》周刊總主筆顧爾德在FT撰文指出，從現在特朗普陣營的外交戰略（言行、人選）看，似乎正在朝向“攻擊性現實主義”方向前進——用這一思想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的說法來講，過去自由主義霸權思想下，美國到處去推翻集權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結果多失敗；如今美國要尊重各主權國家，不要試圖去推動各國內部的社會改造。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應該和俄羅斯建立較和緩的關系，而重點放在東亞防堵中國崛起。
看上去，米爾斯海默的思想對特朗普是有影響的。勝選之后，特朗普沒有優先給歐洲盟友打電話，而是打給了準備部署薩德的韓國；第一個接見的外國首腦，是安倍；其團隊定下的第一個邀請訪美的在野黨領袖，是洪秀柱。同時，他的電話打給了巴基斯坦、菲律賓、阿富汗、新加坡；然后，是他頻頻向俄羅斯示好，不僅向普京示好，甚至表示可以在敘利亞、烏克蘭等問題上與俄羅斯達成共識。
如果把上面提到的國家和地區在地圖上一一進行標注，就不免看出其地理上對中國形成的包圍態勢。也難怪有網友感慨，如果這一切都按照特朗普的設想進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將有可能重演上世紀60年代態勢。
障礙
不過，特朗普面前也不是沒有障礙。
比如“聯俄抗華”，有分析者就指出。就很難是在冷戰中拉攏中國的翻版。時至今日，中俄之間的經貿互補程度，要比美俄強得多；中俄之間的戰略沖突，也不如當年中蘇般徹底。同樣，美國拉攏俄羅斯，也面臨著失去歐洲盟友的風險；
又如他政策中的矛盾點。刁大明認為，一方面，在競選中，他的語言會把美國經濟的困境向外歸因，中國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羊；但這一競選邏輯則很難成為實際政治操作的邏輯。即使是他要向美國中西部“銹鐵地帶”的幾個州兌現承諾，如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更新基礎設施等，但要搞好美國國內經濟，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則也是必須的。
因此，中美在貿易差額、匯率、知識產權、貿易保護、政府采購等問題上產生摩擦是容易預期的，但這些摩擦不一定會以全面“貿易戰”的局面呈現——畢竟，在這個時代，想要光榮地搞起貿易孤立主義的難度已非數十年前程度可以比擬。同樣，一旦特朗普真的搞起孤立主義，除去經濟上面臨的困境之外，美國也同樣會失去過去三十年在全球扛起的自由貿易旗手的地位——與這一趨勢一同進行的，是美國“捆綁發售”的“民主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特朗普的上臺，無論他任命什么樣的人選、出臺什么樣的政策，都是為捍衛美國利益進行的。只不過，當今美國財政的困難（有幕僚建議其發行50-100年期的國債）、產業的外流（使特朗普警告離開美國的公司將課以重稅）、國內普通民眾的獲得感下降（勝選的基本盤）、在全球的戰略性收縮，恐怕也將降低其在“交易”場合的底氣，手中的籌碼也會降價，影響其套路可能收到的成效。
更重要的是，在許多問題上——尤其是在涉及中國底線的問題上，中國根本沒有意愿與其進行交易。
文／公子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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