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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并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斗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這一方針的核心,就是不惜放棄南方根據地,將部隊北移,以便集中10余萬主力完全控制熱、察兩省,并爭取控制東北。

戰事初起——14萬國民黨軍海、空運送,11萬中共軍隊千里長征。

中國東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交通便利,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美、英、中三國簽署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150萬人進入東北及熱河、察哈爾地區,迅速擊敗了橫行一時的日本關東軍。

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22日,蘇軍占領東北全境。在蘇軍占領和撤出東北以后,國共兩黨都把控制東北作為戰略決策的成敗關鍵,深知誰在東北站住腳,誰就能保住華北、華中,由此斗爭愈演愈烈。

蘇聯對于如何處理東北事后問題,進退維谷。一開始,蘇聯允許冀東曾克林部隊進駐沈陽,與蘇軍共同接管沈陽治安,同時向中共軍隊轉交了大批關東軍的武器裝備。

此時美國積極幫助運送國民黨軍隊搶占東北,特別是美軍從9月起先后在塘沽、秦皇島等地登陸,蘇聯擔心東北會成為美國的勢力范圍,希望中共能占據熱、察兩省,給國民黨政府接收東北設置障礙。

同時受中蘇條約所限,蘇聯又擔心有可能卷入中國內戰而與美國發生沖突,于是在蘇軍撤退前5天允許國民黨軍隊空運至沈陽、長春等東北各大城市。

蘇聯占領東北,國民黨在東北無一兵一卒,為中共軍隊搶先進入東北造成有利的契機。為了打破國民黨獨占東北的企圖,中共決定利用這"千載一時之機",派遣大批干部和軍隊先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線。

最先進入東北的,是周保中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隊。接著,冀熱遼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李運昌、晉綏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等,分別受命率部開赴東北。

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并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斗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這一方針的核心,就是不惜放棄南方根據地,將部隊北移,以便集中10余萬主力完全控制熱、察兩省,并爭取控制東北。同時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

11月初,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后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司令員,彭真、羅榮桓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至11月底,從各解放區和延安調往東北2萬名黨政干部和11萬部隊,勝利完成了進軍東北的戰略任務,毛澤東稱之為"又一個幾千里的長征"。

與此同時,為了推遲國民黨軍進入華北、東北,爭取全部占領熱、察,中央軍委部署各野戰部隊,自10月起,以控制平漢、平綏、津浦和同蒲4條鐵路干線為中心,開始了堅決保衛解放區的自衛反擊作戰。在綏遠戰役中,晉察冀、晉綏解放區殲滅國民黨軍1。2萬余人。

在邯鄲戰役中,消滅國民黨軍2萬余人,迫使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八軍軍長高樹勛率部舉行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等放下武器。

國民政府把"接收"東北當做戰后最大的目標和最迫切的工作。在美軍的支持和蘇軍的協助下,國民黨繼續大量進兵東北和熱河,至1945年9月,美軍運送到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已達14萬人。按照中蘇條約,東北將交給國民黨軍隊接收,自11月起,國民黨軍相繼攻占山海關、營口、本溪,接收了長春、沈陽、哈爾濱3個大城市。

針對國民黨大量增兵東北,來勢洶洶,中共獨占東北已不可能,由此改變計劃,提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決定退出大城市,爭取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創造鞏固的根據地。

12月28日,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明確提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根據地基礎。"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作長期艱苦的斗爭,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

政治較量——中共中央一度認為,從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

政協會議是在重慶談判中,由中共代表提議,國民黨政府同意而召開的。國民黨政府主張立即召開政協會議,而中共堅持必須立即停止進兵,制止內戰,再舉行政協會議。

此時,中國民主同盟等各民主黨派,紛紛表明自己的建國主張,積極地開展政治活動,表現出空前的參政熱情。他們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主張,希圖在中國建立一個英美式的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青年學生、民主黨派和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在國民黨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慘案后,一個以學生為主的反內戰運動,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

《雙十協定》簽訂后,毛澤東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繼續與國民黨政府代表進行談判。1946年1月10日,雙方代表簽署了《停戰協定》。停戰令的頒布,使持續3個多月的局部性內戰停息下來,國內出現暫時的和平局面,這給長期處于戰亂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也為政協如期舉行掃清了道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時還樂觀地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

《停戰協定》公布的當天,各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同盟、無黨派人士,共38人。中共出席代表是: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后秦邦憲代)、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7人。

政協在舉行4次大會后,轉入對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5個問題的分組協商,草擬方案。會議充滿了獨裁與民主的對立和斗爭,斗爭的焦點仍是“國家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在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下,經過激烈交鋒和妥協讓步,最終達成《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共5項協議,通過了為實現擴大國民政府基礎和接著改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驟。

政協會議于1月31日閉幕,歷時22天。這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國共兩黨的一場比重慶談判更大的政治較量,實質上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內戰政策的挑戰與否定。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是全國人民和社會各方面為建立國內和平而努力的重要成果。

政協決議雖然還不是中共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國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所以周恩來在閉幕式上致詞說: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證明會議得到極大的成功。

在中共表示堅決履行各項決議的同時,國民黨卻處心積慮地破壞。3月,國民黨召開二中全會,首先推翻了政協會議關于修改憲法原則和政府組織的協議。

接著,國民黨又舉行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完全否定了政協的各項決議。在政協開會期間和會后,國民黨在重慶連續制造了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事件,以及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報》營業部,這種倒行逆施,無疑給脆弱的國內和平局面蒙上了陰影。

補白:中共中央曾想搬遷到淮陰

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共產黨曾經對全國和平充滿了期待,還認真安排了全國和平后的準備工作,甚至想把中共中央駐地從延安遷到江蘇淮陰。

根據王樹增所著《解放戰爭》一書講述,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式之前,周恩來帶著所有的協議趕回延安,毛澤東親自迎接。當晚,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周恩來的匯報。

共產黨領導人的樂觀心境,突出表現在他們初步商定了參加未來聯合政府的人選: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吳玉章、劉少奇、張聞天和周恩來。會議甚至還討論了中共中央搬遷的問題,也就是說準備從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搬遷地點是江蘇淮陰。

《周恩來年譜》中對此有詳細的說明:“當時的中央會議還研究了新四軍第五師撤到華中、恢復交通、東北問題、在行政院力取得三分之一名額、中央要考慮搬遷的問題。”

《毛澤東年譜》中也提到: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電陳毅,指出必須鞏固華中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淮陰辦公。”

《毛澤東年譜》中也提到: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電陳毅,指出必須鞏固華中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淮陰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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