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后，毛澤東即開始謀劃解決臺灣問題。在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也在準備著和平的一手。在朝鮮戰爭之后，由于美軍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被向后推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向轉移到了和平談判上來，并為此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建國前后，毛澤東籌劃以武力解放臺灣
中國共產黨關于解放臺灣問題的決心和計劃，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礎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臺灣之后，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解放臺灣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組建海軍、空軍，掌握制海權、制空權;第二步，盡快解放東南沿海各島，掃清外圍，建立攻臺前沿陣地;第三步，發起對臺全面作戰。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秘密來訪的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采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里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臺灣問題，他預見到了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范圍。毛澤東特別提出還要加上臺灣。應黨中央的要求，華東局提出了解放臺灣后的臺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舒同為中共臺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當時，臺灣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組建，并集中進行了有關臺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后來進攻臺灣沒有實現，這些人員轉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
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7月初，毛澤東與朱德討論了進攻臺灣的問題。他們認為：只要蘇聯援助我們幾十架飛機，掌握了制空權，解放軍就可以發起進攻臺灣的戰役。7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華東軍區的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1949年10月金門之戰的失敗，并沒有動搖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決心。黨中央研究后決定：1950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解放海南島、臺灣和西藏，肅清境內一切國民黨殘余力量。隨著1950年5月海南島的解放，人們普遍認為解放臺灣已為期不遠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臺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并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臺作戰準備。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匯報了解放臺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臺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臺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臺灣將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于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于發動攻擊后數周之內順利奪占臺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請注意，只說是打臺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并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臺灣的時間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臺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后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臺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臺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臺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毛澤東認為是該解決臺灣問題的時候了。10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說：“朝鮮停戰了，我們身上的擔子一下輕了很多……這兩年，我們那位在臺灣的蔣先生趁我們抗美援朝無暇他顧之際，仗著有‘山姆大叔’撐腰，很是興風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陸的美夢哩!我們現在已經可以騰出手來了，我看該集中力量去解決臺灣的問題了。”毛澤東要求大家“從現在起，就應該就此著手準備，要長治久安，不解放臺灣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電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后沒有及時提出‘解放臺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臺灣聯合宣言》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并批準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后，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臺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臺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臺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臺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臺灣的難度。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和途徑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劃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過多次談判。
1950年3月11日，毛澤東給尚在華南的張治中發出了《關于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給張治中的電報》，希望他“刻意經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布置沿途護衛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臺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于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并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
進入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內各項社會改革取得偉大成績，經濟建設已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人民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在臺灣，國民黨當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黨改”、“土改”工作，島內政局趨于穩定，民眾不希望看到新的戰爭發生。在國際上，朝鮮停火得以維持，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的協議也已經達成;美國雖與臺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御條約》，但并不想過深地卷入與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臺灣，面對200多公里的臺灣海峽，如果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支持是不行的。特別是美國還橫在海峽兩岸之間干涉中國內政，成為解放臺灣最大的阻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將解放臺灣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看待。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從祖國統一的大計著想，毛澤東逐漸考慮在不改變武力攻打臺灣及附近島嶼的同時，探求其他解決辦法，并由周恩來在外交口尋找機會，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1954年7月，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指示加強對臺工作，以完成祖國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決定成立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臺工作。8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說：“在臺灣問題上，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臺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9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解放臺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解放臺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斗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斗爭是復雜的，因為這個斗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臺灣是我國的內政，要采取軍事斗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采取外交斗爭的方法”。“除了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后達到解放臺灣。”
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臺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臺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臺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盡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臺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贊譽。
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布和第一個公開提出并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斗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臺灣而奮斗》。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應采取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臺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杰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采訪，毛澤東曾數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后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專門接見了曹聚仁，并作了長談。毛澤東與曹聚仁談到了臺灣問題，具體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話傳到臺灣去。曹聚仁回港后積極給蔣經國寫信的事實，也印證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意圖。但是臺灣方面對曹聚仁的來信，沒有任何積極答復。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展開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復看了幾遍，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讓他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反復權衡后，選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為原國民黨被俘將領宋希濂，時在大陸功德監獄服刑。派他回大陸，可以借探親的名義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闡明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政策：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二是臺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三是臺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臺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9月，劉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報告時指出：“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臺灣回歸祖國以后，“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他表示：“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毛澤東還指出：“臺灣只要與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就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的說明。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翌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布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震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就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方針政策進行闡述，其要點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愿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并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毛澤東巧妙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步驟上，先要解放金門、馬祖，然后再解放臺灣。195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戰事的發展和美蔣關系的變化，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重要決策。
這一年，蔣介石派兵轟炸我沿海地帶，并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兩岸局勢頓時緊張起來。面對日益緊張的臺海局勢，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7月12日，毛澤東下達了準備炮擊金門的命令。8月17日，毛澤東到北戴河親自指揮炮擊金門戰事。8月20日，毛澤東下達炮擊金門的決定：立即集中力量炮擊金門，把它封鎖起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金門，拿下金門指日可待。正在此時，毛澤東突然下達命令：前線各部隊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金門3天。這一決定令國內外大為費解。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金門炮戰爆發伊始，美國態度強硬，聲稱要介入“臺海危機”，但其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為避免卷入中國內戰，美艦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空軍并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其補給船隊屢遭重創，美國“護航”行動連遭失敗。美國先是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美國此舉，一是擺脫自己進退維谷的被動局面，二是斬斷蔣介石與大陸聯系的紐帶，以便實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圖謀。但蔣介石予以堅決抵制，斷然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撤退金、馬”的建議，美蔣矛盾激化。此時，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臺灣、制造“兩個中國”，將金、馬留在臺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于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8月27日，對毛澤東意圖不知情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以前線指揮部的名義連續廣播一篇廣播稿，提到“對金門的登陸進攻已經迫在眉睫”，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高度關注。9月1日，毛澤東從外電中得知這一情況，對總政治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責成中央軍委起草了《對臺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斗爭的指示》，9月3日經他審閱修改后下發，其中提出：“臺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斗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這說明毛澤東對臺灣問題長久性的充分估計。
10月3日、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臺灣海峽局勢，指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里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里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打炮，什么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么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毛澤東最后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這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
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指出：“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并予以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議舉行和平談判，和平解決。”毛澤東宣布“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這一條路，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臺灣，我們在華沙不談臺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毛澤東還描述了統一后的臺灣狀況：“他(按：蔣介石)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臺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補充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臺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臺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臺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毛澤東在這里明確了臺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架構。
10月13日，福建前線電臺廣播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命令》，宣布“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借以觀察敵方動態，并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同時指出“這是民族大義”，“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再告臺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插手臺灣的目的，提醒臺灣當局當心美國人的毒計;規勸臺灣當局，不可屈服美國人的壓力。毛澤東同時宣布“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只……以利你們長期固守”。這樣，對金門“打單不打雙”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79年1月1日。
毛澤東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3個文告，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和陰謀，劃清了中美兩國之間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界限，在臺、澎、金、馬軍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通過有條件暫停炮擊和無條件隔日炮擊的行動，抵制了美國脅迫臺灣當局從金、馬撤兵，隔離臺灣，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持續兩個多月的緊張局勢，也開始松弛下來。
金門炮戰中蔣介石反對把金門、馬祖與臺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并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1959年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談到了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情況。他說：“臺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于當‘總統’，還是他好。”“讓他(按：蔣介石)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結果，都毀了自己。”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現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按：蔣介石)說不干，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們說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會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的，丟掉他。蔣介石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三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系，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毛澤東還說，我們同臺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蔣介石把枝連著美國，而美國卻連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是蔣介石做‘總統’好，還是別人做‘總統’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
為了實現提出的“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采取了另一個行動，請與國共兩黨高層均有私交的章士釗擔負起兩岸溝通的責任。在金門炮戰硝煙未散盡時，毛澤東囑托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信，把中共“聯蔣抵美”的方針告訴他。章士釗欣然答應。國學功底極好的章士釗在信中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臺灣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這幾句尤為欣賞，并親自將“南天”改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釗兩次赴港，向臺灣當局轉達信息。臨行之前，毛澤東、周恩來與他進行了談話，提出了兩岸暫不舉行正式談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章士釗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種種猜測，稱章士釗是中共的“和談專使”，擬通過私人關系向臺灣高層轉達中共和談條件。但是臺灣當局對章士釗此行沒有作出任何積極反映。另外，受蔣介石派遣來大陸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蔣介石并沒讓他回臺灣當面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份書面報告。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贊揚過多，蔣介石看后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進入60年代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后，中國共產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臺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于臺灣問題和對臺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臺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臺政策，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臺灣統一于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二是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后，當談到和平解放臺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臺政策和兩岸關系;甚至講到臺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臺統戰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臺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后，在發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臺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表后，周恩來曾在政協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臺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
歷史的遺憾
20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灣當局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臺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澤東把和臺灣當局溝通、恢復和談的特殊任務交給了92歲高齡的章士釗。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飛抵香港啟德機楊。抵港的翌日，章士釗就開始約見舊友。可惜天不假年，一個半月后，7月1日，章士釗在港病逝。章士釗病逝后，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盡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告給臺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無動于衷，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臺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了一篇呼吁祖國統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臺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盡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臺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爆發后，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并特別強調：海軍經過臺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在東引島一側，向臺灣軍艦發出信號，準備通過。臺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事緊哪!”當晚，臺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臺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后，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盡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于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臺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臺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臺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后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經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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