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外界無法確切洞察朝鮮經濟狀況，因為朝鮮官方每年只是公布當年經濟比去年增加多少百分點，無具體數字，僅僅在1991年對外聲稱朝鮮國內人均產值為2460美元。實際上，朝鮮之所以能度過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苦難行軍”歲月，中國的無私援助起到巨大作用。
中國對朝援助主要以糧食、化肥、石油為主，朝中年貿易額約在20億美元左右，相當于朝鮮年度GDP的10%，中國毫無爭議地成為朝鮮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從1991年開始，中國取代蘇聯，成為對朝原油供應的唯一支柱，每年向朝輸送50萬噸石油，占朝鮮進口石油總量的80%。負責對朝輸送石油的中朝友誼輸油公司在鴨綠江兩岸間建成11千米的輸油專線，供給量由設在丹東馬市村的供給協調基地決定，朝鮮從中國進口石油不僅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價，而且通常都是延期一到兩年再付款。
1998年朝鮮50周年國慶時，中國還向其提供了8萬噸重油的無償援助。據韓國國政監察資料表明，1999～2002年，中國向朝鮮提供175萬噸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趨勢，即便是受朝核危機沖擊最嚴重的2003年，中國援朝石油量仍達到472167噸(價值7646萬美元)。至于糧援，1994年7月，金日成主席去世后，中國一次性向朝鮮提供10萬噸糧食的無償援助，被朝中社稱贊為“兄弟情深”。對朝糧援使中國從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糧食贊助國之列，排在前兩位的是美國和歐盟。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統計，2005年，中國援朝糧食達53.1萬噸，占當年國際對朝糧援的92%。
近年來，中國不光注重為朝鮮“輸血”，更注重使朝鮮具備“造血”功能。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幫助朝鮮改善道路、港灣、電信等基礎設施，使朝鮮國內建設少了后顧之憂。韓國國家情報院證實，2004～2005年，中朝共簽訂2.5億美元的投資協議，這些資金集中幫助朝鮮開發武山、稷東等礦山。2006年，中國對朝投資總額達1.13億美元，占朝鮮吸引外資總量的97%，這些投資大多用于平壤西區火力發電所和北昌火力發電所的設備更新，所需設備完全由中國廠商負責。
對朝援助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就開始了。1949年，朝鮮國內糧食供應緊張，中國東北解放區便主動調集大米和玉米支援。而在新中國解放事業尚未完成之際，中國政府就在武漢向朝鮮政府特派員移交兩個朝鮮族步兵師，所有裝備物資一并贈與朝鮮，為提升朝鮮國防力量做出巨大貢獻。
1953年朝鮮半島停戰后，數十萬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義務勞動，重建平壤、元山、南浦等大中城市70余座，興建工廠、水利設施百余處，為朝鮮的經濟建設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韓國國防問題研究所專家洪成彪認為，若沒有蘇聯和中國在50～60年代的無私援助，朝鮮不可能在“和平建設競賽”中全面超過韓國。1960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抱怨朝鮮過于親華，單方面大幅削減對朝經濟援助，中國遂承擔了更大的援朝任務，雙方采取“國際主義色彩濃重”的記賬易貨貿易方式，中國工農業產品以遠低于國際市場價的價格換回朝鮮海產品和礦產品，中國甚至為朝鮮教育宣傳部門代印書刊讀本，使其節省了大筆開銷。在這段時期，中朝兩國經濟建設的相似性也極高，中國提倡“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朝鮮則出現“工業學大安，農業學青山里”。到70年代，朝鮮經濟已相當繁榮，而發展相對滯后的中國陡然發現朝鮮已是“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的時代，朝鮮老百姓的生活通過多部電影傳到中國，電影展示的朝鮮全民免費醫療、教育和住房制度令中國人羨慕不已，當時甚至有不少中國朝鮮族人移居朝鮮。
盡管如此，中國還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繼續維持對朝援助。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簽訂無償提供軍工成套大項目的協定，確定中方提供33型潛艇全套部件和圖紙，并幫助朝鮮建設可年裝配4艘潛艇的工廠。按中國歷年援朝項目排序，援朝潛艇項目被列為“13”，故稱為“13號工程”，它是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實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額和規模僅次于援建非洲坦贊鐵路。為表示感激，朝鮮政府不顧蘇聯的反對和威脅，允許中國航空專家系統考察了朝鮮空軍裝備的蘇制米格-21PF戰斗機，并向中方贈送了火箭彈射座椅、雷達、發動機等實物，使遭到封鎖的中國軍工業得以接觸到先進技術。
中國長年向朝鮮提供糧食援助、石油援助、化肥援助等，并在改善朝鮮基礎設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這給朝鮮國民留下強烈好感。朝鮮礦產資源開發幾乎給中國全包，這讓日韓都有些吃醋。大體而言，朝鮮半島最富裕的自然資源幾乎都集中在朝鮮國土上，有經濟價值的礦物就達200多種，特別是菱鎂礦蘊藏量在全世界處于第一位，鎢、鉬、石墨、重晶石、螢石等7種戰略礦產也居世界前列。
目前占朝鮮礦業比重較大的主要是煤炭、鐵礦石、鉛鋅以及石灰石、菱鎂礦等生產部門。鐵礦石由以茂山鐵礦為首的20多個礦山進行生產。據推算，朝鮮國土的80%都分布著礦物資源，潛在價值為1萬億美元，其中處于第一位的菱鎂礦的蘊藏量達30～40億噸，鐵礦石的總儲藏量高達2600萬噸，可立即開采的鈾達400萬噸。
報道稱，中國的國大黃金股份有限公司已經與朝鮮方面簽署了銅礦開采合同，內容是在25年時間里以對半比例和朝鮮共享該國最大銅礦兩江道惠山銅礦的運營權。中方的投資金額為800萬歐元。此前，中國吉林省商務廳與朝鮮政府簽署了鐵礦開采合同，內容是以70億元人民幣的價格確保朝鮮最大鐵礦咸鏡北道茂山鐵礦50年的開采權。因此，中國每年可以從茂山開采利用1000萬噸鐵礦石。中國最大的礦物資源進口公司五礦集團通過合同拿到龍登煤礦50年的開采權并已著手進行開發，該礦年產量達300萬噸，是朝鮮最大規模的無煙煤礦山。此外，中國還在推進與朝鮮共同開發平壤市附近的鉬礦和西海油田。
據韓國商會的報告顯示，2006年中國對朝投資的70%集中在資源開發項目，共引進價值2.7億美元的礦物資源。相反，韓國的資源引進規模為5973萬美元，僅是中國的21.8%。
中朝關系60年：1961年簽《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事實上，從天安號事件以來，為緩和朝鮮半島局勢，中國外交付出了很多。如果再上溯至朝鮮戰爭，60年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換，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中國和朝鮮一直是對方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然而中國對朝鮮的“堅定支持”，在不同時代下包含著不同的內核。
1950年中國人民志愿軍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0年代“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半島的炮聲穿過鴨綠江時，可以想象另一側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何等訝異。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提到，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對這場戰爭的具體開戰時間毫不知情，對“社會主義兄弟”朝鮮的作戰計劃一無所知。
那一場戰爭令中國付出18.3萬士兵的生命;那場戰爭奠定了此后數十年中國對朝鮮半島的基本政策;而東亞政治、經濟和軍事數十年的分裂格局將在那一場戰爭之下固定化，歷經幾十年而難以撼動，直到今天。
當人們仔細查證這段半個多世紀前的戰爭歷史，會發現除了兩國輿論曾多次肯定的“唇亡齒寒”和“親兄弟般”的戰斗情誼，中朝兩國在軍隊指揮權、在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后是否繼續南進、朝鮮鐵路管理權等問題和朝鮮戰爭停戰時機等問題上，意見也并非完全一致。
1950年11月，斯大林指示，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兩國軍隊。12月，中朝雙方成立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中方任正職。“金日成在民族感情上可能難于接受交出軍隊指揮權，但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這是朝中結盟必須面對的事實。”沈志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不過，“鮮血凝成的戰斗友誼”很快就融解了。朝鮮半島停戰后，中朝關系第一次走進低谷。據沈志華研究發現，朝鮮勞動黨內最高層，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延安派”，與莫斯科關系緊密的“蘇聯派”，以及“南朝鮮勞動黨派”在數次黨內運動中被清理出局。1956年，時任蘇聯副總理米高揚和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赴朝斡旋，也未能奏效。
1952年，中國召回駐朝大使。直到1955年1月都沒有再派新大使。
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庫爾久科夫在當時一份特別報告中談到，中朝關系有“不正常”現象。如，“(志愿軍司令部)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里”，“平壤的戰爭展覽館，12個戰績展廳只留給中國志愿軍1個……”
中朝關系緊張，金日成選擇向莫斯科靠攏。沈志華注意到，1956年11月，在朝鮮駐蘇大使李新八赴任前，金日成對他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系和友誼，朝鮮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1957-1970年代 “志愿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
但“其他的政治路線”總是可以有的。
波匈事件和蘇共二十大之后，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中國不得不對朝鮮采取友好的方針，以求穩固并擴大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影響力。而朝鮮也多次在中蘇之間搖擺，以求最大利益。
1957年10月26、27和30日，《人民日報》連續三次報道，朝鮮高調開展志愿軍入朝作戰7周年紀念。除了在平壤紀念集會，朝鮮官方還組織群眾慰問志愿軍、掃墓。“志愿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報道說。
事實上，中朝不僅重回蜜月期，而且進展迅速。一年后，中國人民志愿軍44萬余人全部撤離朝鮮，大量營房、設備和物資無償移交給朝鮮人民軍。撤軍前夕，中朝簽署了貸款、供應成套設備、提供技術援助等協定。朝鮮一如從前，對中國人民“兄弟般的深厚情誼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深表感激。
然而朝鮮并沒有疏遠蘇聯。1961年6月24日，朝鮮公布金日成即將訪問蘇聯，并簽訂《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隨即，中國邀請金日成于訪蘇后訪華。7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以法律的形式把我們兩國人民用鮮血結成的戰斗友誼加以肯定”，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這樣評價。
借著中朝兩國的蜜月期，邊界問題也迅速解決。1962年，經過僅半年談判，兩國簽訂了《中朝邊界條約》，以朝鮮54.5%、中國45.5%的比例，兩國劃分了天池的邊界。
后來，在朝中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間，延邊朝鮮自治州州長朱德海受到紅衛兵的殘酷迫害。紅衛兵罵他是“賣國賊”，“連從鴨綠江中國一側登上白頭山山頂的公路都出賣給了朝鮮”。
1965年蘇聯加大援助以爭取朝鮮，朝鮮再次倒向蘇聯。1970年，美蘇緩和，蘇聯不再支持朝鮮對抗美國，中朝關系又迅速恢復，金日成歷史性重訪中國。毛澤東甚至改變了在中南海宴請的習慣，主動到金下榻的釣魚臺去會見他。
“毛金這段會談基本的論調是，我們兩國是一家人，應該團結來反對共同的敵人。”中國首任駐韓國大使、當時的翻譯張庭延回憶。
“在冷戰體制下，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條件地支持朝鮮提出的關于統一的一切建議和采取的措施。”《中國與朝鮮半島國家關系文件資料匯編(1991-2006)》的編者認為，“但朝鮮的政策變化不定，而中國也隨著改變態度，……這樣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對中國外交的原則性產生懷疑。”
不過在沈志華看來，“中國一方面即對小國寬容并給予保護，又有社會主義陣營領導者心態，認為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予以幫助和支援……中朝同盟的立足點是亞洲革命的利益和中共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
此后，金日成每年都會到訪中國，甚至一年兩次，一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前。
1990-2000年“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
蘇東劇變，柏林墻倒塌，冷戰終結。但冷戰的另一道鐵幕--北緯38度線--卻依然寒冷。
1989年9月，鄧小平提出了應對國際形勢的三句話：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其后又陸續加入了幾句話：善于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而事實上，從1979年改革開放起，中國外交低調轉型的步子已經啟動，突出表現是淡化意識形態標準，而核心目標是“為改革開放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調整朝鮮半島的政策，最為核心的轉變是從只承認朝鮮到與韓國接觸。”韓國學者李元燁在專著《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中寫到。
但是對朝鮮來說，1990年是噩夢的開始。此后的9年，朝鮮國民生產總值連續負增長，不得不經歷被稱為“苦難的行軍”的艱苦時期。
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披露：1992年7月12日，江澤民特別約談剛剛從非洲訪問歸來的楊尚昆和錢其琛，決定派錢赴朝通報中國決定與韓國建交的立場。三天后，錢其琛乘軍機秘密前往平壤，隨機攜帶給金日成的禮物是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
在金日成的別墅中，錢轉達江澤民的口信稱，“當前國際形勢動蕩不定，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此情況下，我們宜抓緊時機，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增強國力……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表示，關于中國與“南朝鮮”關系的問題，“中國既然已經決定，那么就那樣辦吧”。金補充說，朝鮮將繼續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無論遇到什么困難，我們都將自己去克服”。隨后，金日成匆匆離開。
據錢其琛、張庭延等人回憶，此次金日成接見中國代表團時間之短、氣氛之平淡前所未有，甚至慣例中的宴會招待也沒有出現。
這種冷淡一直持續到1999年，雙方的高層互訪才得以恢復。
“朝鮮采取的封閉體制，對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敏感，對中國主動融入國際化浪潮不理解。”清華大學政治系學者吳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是以冷戰思路閉關鎖國，令朝鮮付出巨大代價，不得不在1990年代末與國際社會開展對話。”
新世紀“帝國主義的圈套”
世紀之交，朝鮮對外關系突然活躍起來。朝鮮與俄羅斯簽署了新的《朝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取代了原有的《俄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新世紀頭3年，盡管朝美關系沒有改善，但朝鮮先后與17個國家建交，其中包括14個歐盟成員國。
唇齒相依的中國與朝鮮，分分合合半世紀后，依然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不悖。
2000年時，世界秩序已經因為開放而崛起的中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極大增強，“中國模式”能否為朝鮮所復制，也在極大地影響著中國對朝外交策略。
2000年5月與2001年1月，金正日兩次訪問中國。從那時起，考察改革開放成就成為金正日訪華的保留項目。他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面中，除了強調傳統友誼，加強經貿合作也是必談的話題。
“朝鮮的最佳出路在于，學習中國模式，保持政體不變加市場經濟的模式。”吳強對本報記者說。
朝鮮似乎在朝這條路走。早在1991年底，朝鮮將與中國和俄羅斯相鄰的羅津--先鋒地區辟為“經濟貿易區”，允許區內居民開辦私營企業。2002年9月和11月，新義州特別行政地區、開城工業區、金剛山旅游地區先后設立。
然而2008年11月，朝鮮《勞動新聞》發表社論稱，改革開放是“帝國主義的圈套”。
“特殊國情決定朝鮮改革走向不甚明朗，既可能遭到'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先軍政治'路線所形成的兩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也會令習慣于'領袖意志'的朝鮮國民發生混亂，危及政權穩定。”2008年出版的《朝鮮經濟問題研究》寫到。
“如果朝鮮能夠成功地向中國模式轉型，中國的經濟負擔和外交成本都會大幅降低，否則朝鮮永遠是中國周邊外交態勢中最不穩定的一板。”吳強分析，而其前提，是朝鮮能成功挺過此輪半島緊張態勢，畢竟外交局勢的穩定是內政調整的必要前提。
“中國希望朝鮮能理解今天的世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對本報記者說，“蘇聯核武器這么多，也沒能阻止其解體，根本是要搞好國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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