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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推出三大措施扶持青年學者
《探索與爭鳴》第二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征文 活動進行中（點擊藍色標題可查看） 李開盛 |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首發于《探索與爭鳴》公眾號 此次南海仲裁以及圍繞它進行的政治、外交甚至軍事博弈，不但是政府決策、學界研究以及社會輿情的一次重要展演，也是對中國外交戰略與戰術的一次重大檢驗，因此需要進行及時總結，以為今后提供鏡鑒。而且，裁決結果雖已出來，但博弈的硝煙并未散去，下一輪的風雨或正醞釀之中。在此時刻，理性對自身施為以及周邊環境進行思考，也是走好一下步的必要準備。 其他大國也曾經在許多國際仲裁中充當被告，甚至也要面對不利裁決。但許多情況下它們都像沒事人一般，基本上就是通過平靜的外交手段處理所面對的“一張廢紙”，沒聽說像我們這樣大陣仗地應對。但我們確實有不得已的緣由：第一，南海利益對我至關重要，是其他大國所經歷仲裁案基本上沒有的；第二，美國和菲律賓主動造輿論、搞外交施壓，中國不得不回擊。但在反擊的程度與領域方面，可能還更加精細的評估。 仲裁庭基本上全盤采信了菲律賓的說法，不能不讓人覺得有失平衡，曲法而為之用。但筆者不贊成那種對仲裁庭和仲裁員的背景做過多批判的做法，也不太贊成美國如何影響仲裁庭的陰謀論。但是，這并不能排除仲裁庭背后可能存在政治考慮，例如：對作為小國的菲律賓天然同情，甚至是試圖借一個強硬裁決樹立海洋法乃至仲裁庭、仲裁員本身歷史地位的考慮，都有可能影響到了裁決的法律“純度”。對此，筆者不愿作過多推斷，只是想強調，在一個比國內社會更加缺乏公正、秩序與正義，仍然強調國家首要地位與文化歸屬的國際社會中，一個國際司法機構要完全排除政治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裁決一邊倒向菲律賓，并對中國主張的九段線提出了嚴重挑戰，我們不能不思考這一裁決對中國今后維護南海主權與權益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個人覺得，影響最大還是在輿論上，即美國與菲律賓會借此掀起批判中國的輿論，使得中國疲于應付。其次是外交上，即菲律賓可能還有美國以此為籌碼，壓中國在接下來的外交接觸中做出某種讓步。再次才是法理上的，因為中國一開始就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仲裁，加上裁決自身的瑕疵，中國今后在法理上對此仍有可爭辯處。在領土主權與權益爭端中，現實的國際政治還是強調實際控制力，最后還是要通過談判解決。只要中國在有效控制方面站得住腳，在談判中充分結合實力與技巧，不必太擔心裁決的實際影響。 裁決被菲律賓當作是真理對強權的勝利。但這里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是：什么是真理？如前所述，把不能排除政治因素的裁決本身等同于真理肯定是錯誤的。而且，即使有這樣的真理存在，它也是缺乏牙齒的老虎。裁決必須通過談判實施，而談判過程中強權往往又會翻過身來把真理壓在下面。這是一個菲律賓不得不接受、中國也沒有必要回避的事實。當一個大國與小國打交道時，主動訴諸戰爭是應該受到批判的，但和平地運用自身的實力（不止是軍事實力，更有經濟實力）去影響對方，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其中只有利益的得與失，沒有是非的對與錯。 面對美國推動的輿論攻勢，我們開展了輿論反擊。反擊是必要的，但也可以進一步改進，主要是：第一，反擊應該主要是在國際輿論場上，但我們可能對內說得太多，對外又說得不夠，結果對外反擊效果有限，反而在國內激起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二，反擊應該是多聲部、多渠道，才能起到綜合作戰、深入作戰的效果。拘泥于政府的聲明、定調反而削弱了輿論反擊的深度、可信度與攻擊力。第三，國內學界對南海的研究顯然不夠，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兩個領域的學者彼此了解有限，溝通也有限。其中原因有學者自身因素、學科分野等方面的問題，但也有國內信息、討論受限從而束縛研究深度的問題。總的看，政府應該主打政治戰、外交戰，輿論戰方面要充分解放社會層面、學者個體及其相關組織的“創造性”與“生產力”。 目標是戰略的指引，如果不明白目標在哪里，再好的戰略戰術也是白搭。但在南海問題上，我們有兩個層次的問題還沒有徹底弄清楚：第一，維護南海權益與建設和諧周邊環境是一個什么關系，兩者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誰高于誰的問題，但如何把握兩者間的動態平衡，如何結合推進，顯然還看不到周全的戰略考慮。第二，在南海權益上，九段線到底意味著什么？裁決后中國政府發表的聲明中，終于把這個問題大致說清楚了，那就是兩個方面：南海諸島的主權與相關權益、南海的歷史性權利。當然，歷史性權利具體何指可能還有待進一步的澄清。但有了這個大致目標，下一步的戰略戰術才好展開。 面對完全于我不利的判決，民間私下輿論（如微信朋友圈）表現得比較激烈。普通民眾的憤激之情可以理解，但也反映出當前中國社會對外交認識普遍不足與荷爾蒙激素過高的問題。實際上，面對復雜的國際事務，有很多處于黑白之間的中間選擇。我們一定要避免那種在戰與和進行選擇的極端心理，大多數國際博弈都是在兩者間的模糊地帶進行的。例如，中國的填島工程、在南海的巡航行動，等等，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中國權益，但絕不屬于戰爭行動。中國在外交中不能過于國際主義、制度主義，但更不能武力當頭主義，理性的做法是現實主義。在有絕對正當的理由且迫不得已進行戰爭之前，我們必須利用好一切非武力手段，包括國際法、談判和非武力的強制行動。真正的現實主義是主張慎戰的，主張外交行為必須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理性的利益計算，避免被激進的民族主義所綁架。 很多人認為菲律賓只是美國手中的提線木偶，美國也確實是仲裁案的重要推動者，而且通過同盟條約、歷史上所形成的語言文化與社會聯系對菲律賓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但是，要看到兩個均屬民主國家，這種屬性決定一個大國對外干涉的限制（尊重對方民意）以及小國對外屈服的限度（內在的民族主義情緒）。美菲在仲裁案上高度一致，主要不是因為美國干預菲律賓決策的結果，而是兩國利益高度一致的結果。事實上，由于菲律賓的選舉體制與政治文化，總統更替往往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其外交政策的轉變，甚至拂逆其最重要伙伴美國的意愿。當前杜特爾特就職后的情況正是如此。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有趣的是，有的人一方面認定菲律賓是美國的傀儡，另一方面又對新上臺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充滿信心，因為他曾發表過不少對華友好的言論。筆者的態度是仍須謹慎觀察。一是因為他受到內外多重因素的限制，特別是一邊倒向菲律賓的裁決反而成為他的包袱，因為這個“大勝利”一下子拉高了菲律賓輿論的期待，使得他更難向中國讓步。二是他自身是個民族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而不是親華主義者。他的對華態度取決于其對華的認識以及對菲律賓利益的判斷。面對有利的裁決，他肯定也想好好的利用。相反，中國要利用好杜特爾特，也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 END 社科學者的平臺 編輯：優醬 《探索與爭鳴》 唯一官方微信平臺 聯系電話：021-530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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