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心理導讀：近年，關于“正能量”與”積極思維“式的勵志書、成功學等心靈雞湯大行其道，社會大眾如飲甘露，深深著迷。殊不知雞湯雖好，喝多了也會傷身的。—— www.xinli001.com
文/楊怡冰，南方周末
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早就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你認為自己能夠做一件事，或是認為自己做不了一件事，你都是對的。”澳大利亞作家朗達·拜恩（Rhonda Byrne）在其著作《秘密》中也表達了相似的意思：“開始轉變你對自身的想法吧：你可以做到，而且你具有做到那件事的所有條件。”拜恩的勵志書籍風靡全球，在中國也廣受追捧，其中的“吸引力法則”被許多人奉為圭臬：當一個人的思想專注在某一領域的時候，跟這個領域相關的人、事、物就會被他吸引而來。
心理學的研究者將這樣的理念稱為“積極思維”（positive thinking）。或者更確切地說：積極思維就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自由產生想法和畫面，來描繪可能的未來。
在網上書店的勵志類和“成功學”書籍中最容易找到相關著述，比如《心態是一種力量》，《積極心態帶來成功》等。它們與流傳于社交網站中的“心靈雞湯”或“正能量”一樣，主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時持有積極思維。
這樣的主張非常符合人們通常的信念：積極思維能夠帶來好的結果。然而，在實際當中，真的是這樣嗎？一些心理學家在過去二十多年里所進行的相關研究給出了與我們直覺相反的結果。今年發表的一項最新研究甚至給出不可思議的結論：積極思維與宏觀經濟下行之間存在關聯。
在今年2月發表的這項研究中，德國漢堡大學心理系的蒂姆爾·斯文瑟（Timur Sevincer）與合作者使用計算機程序分析了歷史資料中的積極思維與當時的經濟走勢。他們發現，在2007年到2009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之中，報紙《今日美國》的經濟版面上出現越多的對未來的積極思維，那么在接下來的一周里和一個月之后，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就會下降得越厲害。
不僅如此，他們還分析了1933年到2009年之間全部21個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他們發現，總統在演說中越是表現出對未來的積極想象，那么在他的任期中，失業率就會越高，經濟增長也會放緩。
對于這樣的現象，斯文瑟等人表示，從研究設計上講，他們是無法得到因果關系的，因而，積極思維與經濟下行之間的關系有三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報章和演說中的積極思維并不只是當時社會氛圍的表現，它們還會培育一種能夠影響經濟的積極思維。另一種可能性是，報章和演說中的積極思維直接就是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之一。第三種可能性是，經濟下行會培育出積極思維。但從數據上看，第三種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為沒有發現經濟下行會預示積極思維的出現。
研究者們計劃接下來在更大的范圍內探索這樣的規律是否存在。包括考察更多類型的材料，比如教科書、商業報告和博客的內容，更多的國家，比如英國、德國和中國，以及更多的歷史時期，比如工業革命和歐元危機。
積極思維與疾病
紐約大學的心理學家加布里爾·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積極思維的影響。她認為，在歐洲和美國的文化中，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積極思維之上的。
比如在減肥這件事情上，積極思維會帶來什么樣的實際效果呢？厄廷根及同事在很多年前就進行過一次實驗。
在一個減肥項目中，他們找到25位患有肥胖癥的女性，請她們對自己的減肥期望進行理性估計。接下來，實驗人員請她們對四個關于減肥以及食物的未來場景進行情節填充，被試同時要想象自己在該場景中的身材苗條程度，并對自己可能的身材苗條程度進行打分。認為自己身材越苗條的被試將視為有越高的積極幻想。
在心理學家看來，人們對未來的積極憧憬不僅是基于現實對未來的合理想象，還可能是對未來的不合理想象，包括幻想、白日夢，以及與任務無關的神游，甚至是反事實的想法。
在減肥項目進行到17周和52周的時候，研究者對被試的減肥成果與其在減肥項目開始前的理性期待與積極幻想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在理性期待相同的情況下，對自己減肥結果擁有越多積極幻想的肥胖癥患者最后的減肥結果越差。
在人們的普遍觀念中，面對疾病時積極思維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大量的研究文獻也支持這一觀點。然而，英國拉夫堡大學的心理學家蘇·威爾金森（Sue Wilkinson）發現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樣子。她和同事認為樂觀與疾病治愈的關系可能被過分解讀甚至錯誤解讀了。
他們采用了一種不同于其他學者的方法，分析乳腺癌患者的訪談記錄，來探討癌癥患者的“積極思維”的本質。結果顯示，乳腺癌患者話語中表現出的積極話語并不能等同于積極思維或者正向期待。
在訪談中，受訪者往往將“積極地向前看”這類積極的話語作為訪談中的總結語；也就是說，這類積極的語言往往是在受訪者表達完對疾病的恐懼與悲傷后的激勵性話語，它們被用來幫助緩解話題的沉重性。而受訪者在表達積極思維時，往往也伴隨著消極情緒的表達。
因此威爾金森與同事認為，并不是積極思維本身幫助了患者，而是在談論積極思維時伴隨的消極表達與壓力釋放對患者產生了幫助。
一部分癌癥和生理學研究者甚至認為過分強調積極思維會使病人背上“必須要積極”的道德包袱，從而起到反作用。一個不會憧憬疾病痊愈的病人被看做是不負責任的以及自暴自棄的。這種強求式的積極思維使得不允許病患面對現實或是為未來的死亡與傷痛作準備。
相關研究顯示，這種矛盾的狀態在重大疾病患者身上顯得尤為突出。當醫學方法無法保證患者擁有一個積極的未來，患者卻要按照社會道德規范對自身疾病抱有積極幻想，這更容易引起患者產生抑郁等消極心理狀態。
測量“積極思維”
近年來，更多的研究揭示出了積極思維在生活中的種種消極作用。
厄廷根和同事們曾通過一系列實驗，指出對未來的積極想象會影響大學生追求目標過程中的計劃性以及責任心。
在其中一個實驗中，研究者首先要求女被試寫下最困擾自己的人際關系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怎么能夠跟喜歡的男生在一起”，或者是“如何改善和媽媽的關系”等。接下來，女被試們分別就自己提出的問題，思考在解決方法上的四個優勢關鍵詞和四個劣勢關鍵詞。
然后，女被試們被隨機分成三組。第一組需要選出兩個優勢關鍵詞和兩個劣勢關鍵詞進行詳細的情境想象，并且將情境想象寫下來。因此，這組被試是既有積極想象也有消極現實思考的混合組。
第二組被試則將自己的四個優勢關鍵詞擴展想象，并將自己的想象寫下來。因此這組被試是積極想象組。最后一組只將自己的四個劣勢關鍵詞擴展想象，她們是消極現實組。
最后實驗人員測量各組被試對解決這個問題的計劃性、責任心以及被試對問題解決的成功率估計。實驗結果顯示，混合組解決問題的計劃性、責任心都比其他兩組顯著要高，而積極想象和消極現實組之間的計劃性與責任心則沒有顯著差異。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對于混合組來說，被試對問題解決的成功率估計越高，她們的計劃性與責任心就越高。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管理學教授希瑟·卡佩斯（Heather Kappes）與厄廷根合作，在2011年進一步考察了積極思維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
他們在研究論文的開篇寫道：“對于找工作的人開始，是把自己想象成CEO更容易找到工作，還是質疑自己是否真的能獲得理想職位更容易找到工作呢？渴望愛情的年輕人在以下哪種情況更容易取得成功：想象自己走在路上就會遇到鐘情之人，還是相信自己在約會某人時結結巴巴十分尷尬？”
他們發現僅僅是前者，并不會帶給人更多的成功。他們找來一些學生，讓他們相信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會是什么樣子。一些學生把這一星期想象得非常順利，而另一些學生則預想得更為中性。一星期過后，研究人員采用了一些特定的指標來測量這些學生在這一周當中表現得如何。結果他們發現，擁有積極想象的學生在這一周中取得的成果相對較少。
“盡管拜恩沒有為她的觀點提供證據，但我們可以用數據來測量它們的價值。”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亞當·奧爾特（Adam Alter）在一篇博客文章寫道。他曾經是卡佩斯的老師，并且他顯然也對鼓吹積極思維的做法持懷疑態度。
在厄廷根進行的其他一些實驗中，被試同樣被分成混合組、積極想象組和消極現實組，分別探索不同組別的被試在追求目標時的情緒反應以及行為傾向的差異。實驗結果表明，只進行積極想象的被試在追求目標失敗后會體驗到更多的失望情緒。積極想象的被試也會在為目標進行奮斗時更加拖延和較少付出努力。最后這一點被研究者們認為是持有積極思維的人較不容易成功的背后原因。
厄廷根測量過三組不同的人對于參加一個自我效能提升項目的積極性以及行動傾向。混合組需要想象自己完成項目后所獲得的成就以及要獲得這些成就可能遇到的問題，積極幻想組只需要想象自己完成項目后所獲得的成就，而消極現實組則想象獲得成就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實驗結果表明，混合組的人更愿意參加這個項目，也更愿意在項目中投入時間和金錢，他們也更愿意推薦朋友一起來參與這個項目。
混合組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所顯示出的優勢，是來自混合組的心理對照（mental contrasting）。混合組被試同時進行積極幻想與消極現實的思考時，會聯接對照美好未來與現實困境，這幫助個體注意到要達到幻想中的美好未來，則首先要克服現實的困境。這會促進個體采取行動接近美好幻想。但如果只有美好幻想或者只會哀嘆現實的困難，個體便很難采取行動，也永遠到不了那個美好的未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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