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為什么在企業家隊伍里，男女比例是95：5呢？這個問題我考慮很久。
我想，女人的智商和男人相差不多，或者說沒有什么分別，但是，為什么政治、科技、商業的頂尖人物總是男性居多？我想，可能問題出在胸懷上。在事業的尖峰上，競爭是非常殘酷和無情的，意志堅強的男人在被一次又一次的冤枉和侮辱后，他們能夠站起來，并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在這方面，女人可能就要稍微遜色一點(當然不排除少數女性的承受能力超過男性的)。社會環境給女人定了角色，柔弱，被愛，依附

中國企業家自70年代中后期以來，被扣了一頂又一頂帽子：他們先是冒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治風險，在農村搞社隊企業；80年代中期開始有投機倒把“罪行”，投機倒把是與計劃經濟捆綁在一起的中國特色的名詞，指擾亂計劃經濟秩序的行為，市場經濟下沒有什么投機倒把；90年代末期開始很多企業家又被按上一個新的名稱——“忽悠”。在這期間還有“承包人”和“暴發戶”的系列帽子滿天飛……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制度的變遷往往有一個“時滯”問題，但是，滯后的時間太長，制造的悲劇太多，卻依然不變遷不修改，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在這個不斷變換帽子的年代里，95%的不安分的企業家被勞教、被抓、被判……但是，他們是最可愛的人。

我算是幸運的，盡管我和這些歷史名詞中的“投機倒把”、“承包人”和“忽悠”有關。我想，我的經歷用一千零一夜財富故事是寫不完的，我會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漸還原歷史的真相，因為和我一起經歷的人都還健在，而當年我抗爭的對象也還活著。我已經原諒了“整”我的人，因為他們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個人，更是一種體制，而我就是想沖破體制的人。譬如，大家都很討厭政府部門的“尋租”，但是能直接面對并挑戰“尋租”的人還是很少的，而我當年就是一個。也正因為我沒有和“干部”們泡一起，這也才使我幸運地躲過了一次次“運動”和“風暴”。當個人和體制沖突時，個人的弱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這時候也需要胸懷和遠慮。

先說“割資本主義尾巴”。《人民日報》1995年12月11日發表文章《先有“市”，還是先有“場”？》，終于最后給“割資本主義尾巴”平反。文章說，全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在義烏，為什么不在別處？蓋因義烏人有買賣小商品的傳統，有一批挑著擔子走鄉串巷“雞毛換糖”的小商販隊伍。即使在極左路線猖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他們也在悄悄地活動著。改革開放后，生意越做越大越紅火，終于生長為全國最大的“小商品世界”。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曾一度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不斷挨砍。還是一個“打鐵匠”的魯冠球因為辦了一個手工作坊，就成了長“尾巴”的典型。現如今，他已是一個擁有100多億元總資產、60多家公司的知名民營企業家。

然而，“投機倒把”的企業家們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這個詞明顯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印記，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使用頻率頗高。1987年出臺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對“投機倒把”行為及其處罰依據作了具體的規定。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時，根據形勢的發展，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對經濟領域的一些罪名進行了規范。然而，在改革開放20多年后，在做生意、炒股票、炒房產、炒期貨、轉手轉賣早已司空見慣的今天，竟然還有人繼續使用處罰“投機倒把”來規范經濟秩序，這是一個天大的法律笑話。在我國已經步入市場經濟時代，加入了WTO，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時候，竟然還有部門搬出計劃經濟體制的法規來衡量當今的經濟活動。

業務上和競爭對手的拼殺屬于初級階段的，也不需要多大的胸懷，但是面對濫用行政執法權者，這就需要耐心、時間和胸懷了，因為他們往往會扭曲真相，如果再有弱智的媒體“報道”一下，或者是有些blogger們在慷慨激昂、引經據典地批判一下，事情也就復雜了起來。面對“割資本主義尾巴”、“投機倒把”和“忽悠”等一頂頂帽子，男人們不需要胸懷行嗎？能扛得住嗎？如果我不選擇創業，我想我會是一個好的編輯、一個好的評論員……然而，社會需要那么多的評論者嗎？

事實上，男人的胸懷也是被一次又一次冤枉和侮辱給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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