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
作者：劉昀獻 時間：2015-06-29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
作者簡介：劉昀獻(1956- )，河南汝州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研究基地專家、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家。
當前我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急劇而深刻復雜的變化。西方國家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空前復雜的情況；國內社會意識更加多樣多元多變，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巨大風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形成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方向和目標，化解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新方略，引起了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關注。一個復雜的世界也喊出了復雜的聲音，表現在世界上不時出現多種“中國論”，如中國機遇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唱多唱衰，我們都要不為所動，要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自己的政治定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面對改革發展穩定復雜局面和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1](P86)
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使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了，贏得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話語權。但我們也要看到，由于意識形態的設防不到位，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正面臨巨大挑戰，黨風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污染。因此，我們在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的同時，必須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決不能把改革開放作為擋箭牌，“打左燈向右轉”，迷失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的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1](P15)
核心價值觀是一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主體和靈魂，對社會意識和社會思潮具有強大的引領和整合作用。“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在我國內外環境發生急劇而深刻變化，社會意識更加多元多樣多變的新形勢下，我們只有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塑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才能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證和精神支撐。
一、高度重視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
意識形態是政黨的旗幟，對于統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勵斗志具有重要作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3](P194)我們黨一成立就明確宣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指引下，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鼓舞下，我們黨帶領人民艱苦奮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社會主義是我們的選擇，共產主義不僅是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也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心中的崇高理想。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階層分化加劇，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會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樣多變態勢。與此同時，復雜多變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甚至消極、不健康和反動的思想觀點大量涌入。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嚴峻挑戰的態勢，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擔心的“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最大的風險”，[4](P156)即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污染”[4](P45)愈來愈嚴重。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運和黨的事業的成敗，值得中國共產黨人高度警覺。
（一）西方國家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空前復雜的情況
二戰后幾十年來，盡管美國政治經濟諸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運用武力或“和平演變”戰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1945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指出“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5](P1)“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5](P3)當時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都是青少年。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驚嘆：“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的果然完全實現了。”[5](P3)蘇東劇變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把“和平演變”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2008年7月31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國防戰略》中講到：“美國將繼續對中國施壓”，“要制定一項全面的戰略來影響中國的選擇”。[6]美國的對華長期戰略就是“圍堵壓制、分化瓦解、拉攏演變”，具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還不時地沿第一島鏈制造事端，恐嚇中國；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與中國對抗。這充分說明美國統治階級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是一以貫之的。
這些年俄羅斯、東歐、中亞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影響的不斷增強，特別是由于我國正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使GDP逆勢而起，排名全球第二，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引導著世界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反思。這是西方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和所謂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國視為對美國霸權利益的巨大挑戰者和最大的潛在敵人，把正在崛起的中國看做是當年的蘇聯，并堅持把美中之間的合作、競爭與博弈看成是“新冷戰”。二戰結束后，美國依靠自己的硬實力，打了兩場最大的局部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冷戰”結束后，美國打了海灣、南聯盟、伊拉克、阿富汗四場小的戰爭，后兩場是勝而不利。美國總結其20多年前搞垮幾乎與自己比肩的蘇聯的經驗，開始逐步轉向更多地倚重自己的軟實力對付中國，以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的。
最近披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十條誡令》中，有7條是講怎樣通過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搞垮中國的。一是“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二是“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三是“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四是“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五是“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六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七是“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可謂暴露無遺。
西方敵對勢力攻擊、滲透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1.推銷新自由主義，進行學術理論滲透
學術理論滲透是西方國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推銷其所謂權威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誘騙發展中國家按照其戰略意圖進行所謂“改革”。在經濟上主張“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在政治上強調“三個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宣揚“三權分立”和憲政民主；在戰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資本主義化、西方化、美國化。
改革開放后西方流入中國的各種理論中，經濟學理論、金融學理論、法學理論，已經成功地滲透到學術理論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替代了主流思想理論。一些學者和理論家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理論，而是一味地頂禮膜拜，引進、闡釋西方的理論，甚至去拿美國的理論套中國的情況，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演繹為市場決定一切，公開鼓吹土地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的人甚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在教育界，一些學科的教學方針、教師隊伍、教學內容、教材到考試方式等，正在逐步全盤西化、整體上西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受到冷落甚至冷嘲熱諷；不少院校喜歡用西方教材甚至原版教材，基本是全套的西方話語體系，教師教學時不加批判地傳授。在一些決策層，有的政策的制定和出臺，也明顯看出受西方理論影響的痕跡。
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一種奇怪現象，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一些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左”或“思想僵化”，把批評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視為“時髦”或“與時俱進”；竟出現了“三笑”：講馬克思主義有人嘿嘿冷笑，講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有人嘲笑，講共產主義有人哈哈大笑。
2.推行文化霸權主義，進行思想文化滲透
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思想文化滲透的戰略圖謀從未改變過。冷戰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積極致力于向我國輸出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價值觀。他們不斷在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問題上開展心理戰和宣傳戰，宣傳人權高于主權，淡化中國主權意識觀念，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不斷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性解釋、詆毀性解讀，對社會主義進行“妖魔化”宣傳。
他們一方面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滲透，改變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和核心價值觀。譬如通過學術交流、理論研討等途徑腐蝕或收買某些精英人物，大力推行其新自由主義理論，削弱中國的理論思考能力和原創力，企圖使中國按照他們的思想來指導當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通過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大力宣傳推銷其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一些頹廢、有害的思想觀念，影響我國群眾并改變其價值觀；利用我國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重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突發事件、特殊時機、特殊場合等渠道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煽動街頭政治，圖謀“顏色革命”，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約翰·珀金斯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曾指出，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通過偽造財政報告、操縱選舉、敲詐、賄賂、色誘乃至謀殺等手段，拉攏、腐蝕和控制他國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向他們蓄意提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并通過欺騙手段讓成千億的美金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為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服務。
另一方面利用其經濟、軍事、科技以及傳媒手段上的優勢，進行文化滲透，推行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在《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披露：為了滲透美國的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美國《混合語》雜志也曾曝料，在第三世界推進“現代性”的幌子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豢養一批打手專門打壓那些致力于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報局事實上是美國的文化部宣傳部，其通過“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大量收買本地文化打手，以卑鄙的手法擴大美國文化的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空間。美國政府發言人喬治·坎南很直率地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宣傳”界定為，“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一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斗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于本國目標的實現”。[7]美國宣傳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說得更直白：“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為了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和欺騙都是允許的。[8]
美國人口雖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90%的新聞，都由美國等西方通訊社壟斷。美國等西方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國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目前美國擁有1500多家日報、8000多家周報、1.22萬種雜志、1965家電臺和1440家電視臺，還擁有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三大電視巨頭以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生產基地好萊塢。美國控制了全世界60%-80%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制作；美國電影生產數量占全球影片1/10，占全世界電影總票房2/3，占全世界觀演時間1/2。在全球放映的影片中，好萊塢電影占85%。2010年我國電影產量達到526部，票房首次突破100億人民幣，可美國的一部電影《阿凡達》票房收入即達20.74億美元，約合120多億人民幣。許多青少年正是在對美國各種“歌星”、“影星”的崇拜中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國內的確出現了少數食洋不化的全盤西化者，他們無視中國大國崛起的事實，堅持西方至上，以西人的話語為話語、西人的措辭為措辭、西人的視角為視角，對本土文化進行邊緣化和虛無化，對堅持中國文化創新的學者加以打壓，聽到“中國元素”就指責為封建保守，見到“中國經驗”就稱為民族主義，誰提出“中國文化身份”就給誰扣上“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國文化原創能力的深層弱化。
3.以信仰自由為借口進行宗教滲透
傳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華滲透的主要載體，“傳播福音”是他們身披的華麗外衣。現階段西方的宗教滲透主要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借口，企圖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控制和占領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陣地，消融和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干涉中國宗教事務，破壞中國的統一，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明確說過：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距離。所以西方某些國家一直企圖利用宗教分裂和顛覆中國，他們支持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鼓動法輪功邪教分子鬧事；出巨資160億美元要“把中國基督教化”，等等。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他所寫《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陸基督教會，崇尚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價值，傾向支持中國走向民主。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數至少有八千多萬，超過中共黨員的人數。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會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9]
西方勢力進行宗教滲透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8種：
一是利用廣播電視進行傳教。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一些國家的衛星電視節目都有針對中國的漢語和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固定傳教節目；梵蒂岡電臺的漢語廣播則直接傳達羅馬教廷對中國天主教的指令，操縱我國天主教的地下勢力；從香港、馬尼拉到首爾的半月形地帶約有30個廣播電臺有針對中國大陸的宗教節目。他們的口號是：“用基督占領中國，打開中國的福音大門。”鼓吹使“中國人歸主”，使中國“福音化”。[10]
二是通過國際郵政郵寄宗教經書、書刊、音像制品，或通過陸路和水路走私大宗宗教宣傳品等進入中國大陸，甚至在中國內地建地下工廠私自印刷傳教書籍，制造宗教活動用品。近些年，各地海關截獲大宗宗教宣傳品的事件經常發生，而境外的類似活動至今勢頭未減。
三是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旗號，進行隱性的宗教滲透。近些年，一些境外基督教教會組織在我國境內外曾開辦多期“培訓班”和“研討班”，培訓許多人員。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為例，2001年以來，該學會已經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參加者不少都是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宗教學及相關學科系、研究所的領導人和學科帶頭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屆研討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講座，分別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圣公會神學院、環球圣經公會和大使命中心等機構的神學教授和牧師主講。[11]
四是國外的神學教授、神職人員在中國的一些高校內或開課程，或做講座，公開進行宗教滲透；有的甚至被聘為客座教授，經常給研究生、本科生授課。更有甚者，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竟來中國舉辦了跨數省長時間的基督教“學術講座”。首站選在北京，然后是哈爾濱、長春、南京、杭州；18天時間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學中作了10場講座和座談。[12]
五是國內一些大學的外籍教師或外國機構人員利用各種方式進行非法傳教活動，或是借外語培訓之機對參加者進行傳教滲透，或是利用講學或捐資辦學之機進行傳道滲透。
六是利用慈善事業布道傳教。如通過醫療、助學、扶貧、救災等活動，以經濟資助換取宗教影響的擴大。如美國一個基督教徒醫療隊到我內地某地農村從事義診活動，每給一個人看病，就給病人貼上一張“上帝愛你”的標簽，并發一張印有《圣經》語錄的名片。[10]
七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教。國際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網上傳教提供了十分快捷而又很難控制的便利條件。據統計，當前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網站大約有1500多個，多數為天主教、基督教的網站。其中一些網站、網頁已經成為境外勢力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的重要渠道之一。[13]
八是以辦廠為名進行傳教活動。隨著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有宗教背景的外商、港商、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建廠越來越多，甚至有的境外宗教組織直接在中國大陸投資。由此帶來的企業布道、傳教的情況進一步突出。他們往往在企業內非法設立宗教聚會場所，傳經布道。有的外商企業以安排好工種為條件，誘導中方員工信教，發展教徒。此外，他們還在內地尋求代理人為他們服務，甚至直接在我境內興建宗教活動場所進行宗教滲透等。
西方的宗教滲透在新疆問題上產生的影響特別明顯。長期以來，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大做文章，積極扶植我國境內和逃亡國外的分裂主義勢力，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我國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三股勢力”糾合在一起，民族分裂活動更趨猖狂。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大肆鼓吹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利用宣傳、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陣地，通過出版書刊、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文藝演出、聚眾演說、講經布道、制售傳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聯網等途徑，極力宣揚分裂主義思想，使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成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民族分裂活動往往與暴力恐怖活動互相配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三股勢力”在新疆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暗殺、爆炸、縱火、投毒、襲擊等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2009年的“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2014年“7·28”新疆莎車暴恐襲擊案，嚴重危害了我國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威脅著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4.利用大眾傳媒對我國形成全方位包圍網，進行“妖魔化”宣傳
據我國有關部門監測結果顯示，西方主要國家和敵對勢力在我國周邊地區共設有30多個轉播臺，每天使用普通話和多種方言、170多個頻率對我國播出60多個小時的節目，再加上一些國家從本土發射的廣播信號，共有50個境外電臺使用300多個頻率對我進行廣播；在衛星電視滲透方面，他們在我國上空構建了密集的衛星電視網，頻道達400多個。[14]在2008年拉薩“3·14”事件中，“美國之音”不僅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更成為達賴集團的傳聲筒。事件發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語廣播時間，并暗中替達賴集團傳達指令，讓他們在敏感的時候制造事端。
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互聯網對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截至2014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32億；2014年上半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間長達25.9小時。[15]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也加緊與我國爭奪互聯網等思想文化的新陣地。2010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會見各大網絡公司的負責人時公開表示，美國會利用網絡推行“民主化進程”。
網絡已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向中國進行思想滲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13個互聯網頂級服務器中，有10在美國；美國在事實上把持著國際互聯網的生殺大權，隨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讓別國斷網。2009年5月，微軟公司根據美國政府禁令，切斷了古巴、朝鮮、敘利亞、蘇丹和伊朗等5國用戶的MSN接入服務，這表明美國控制互聯網不僅會用于文化滲透也會對其他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互聯網使用的通用語言文字都是英語英文，中國處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傭龐大的“寫手隊伍”，在境內外的中文網站和BBS(網絡論壇)上大量貼文，向我境內傳播政治謠言和有害信息；還資助我國境內的敵對勢力建立網站，支持他們利用互聯網聯絡指揮、組織策劃、蠱惑人心、煽動鬧事；西方還入股控股我國的主要門戶網站，使之成為西方的喉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妖魔化宣傳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花樣不斷翻新。繼近代中國被列強貶稱為“東亞病夫”之后，國際上“丑化”中國的言論，不斷變換花樣。比如，蘇東劇變后不懷好意的“中國崩潰論”出臺；面對我國的發展，別有用心的“中國威脅論”、“挑戰國際體系論”、“中國責任論”(或冷貶或熱捧)又相繼登場。這些論調交替影響，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二是歪曲熱炒具體事件，把一般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近年來西方一些國家不斷炒作具體事件，如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能源、環境、“有毒”食品、“危險”玩具、軍費增長等問題，作為“妖魔化”中國的武器，而所謂“西藏問題”、“人權問題”，更成為他們慣用的武器。比如在奧運火炬傳遞和新疆、西藏等問題上，西方媒體以偏見和謊言混淆視聽，致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成了西方媒體所塑造的中國。中國的解釋和說明往往又引來“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等論調。在我國集中精力籌辦北京奧運會的時候，西方一些媒體和政要千方百計地將奧運議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試圖借奧運迫使我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做出讓步。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多次宣稱，如果達賴代表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有進展，“達賴和中國政府方面都承認談判的進展，那么我參加奧運開幕式的障礙將被排除”；“中國政府和達賴談得好，我就考慮去北京參加奧運會”，[16]等等。西方就是這樣通過把特殊問題普遍化、個別觀點模式化的手段，影響輿論，企圖唱衰中國。這些加大了我國對外宣傳中引導輿論、營造有利國際環境的成本
三是與我國境內的右翼精英勾結，利用現代傳媒和出版物大肆詆毀、惡搞和褻瀆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他們說岳飛、文天祥阻礙了民族融合；大肆詆毀、丑化和惡搞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楊開慧、劉胡蘭、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鋒、王進喜等先進模范，說劉胡蘭是村里一個缺心眼的小妞，說雷鋒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說董存瑞手舉炸藥包是讓人給哄上的，說黃繼光堵槍眼是根本沒有的事等等。這些說明敵對勢力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態度和立場，對此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5.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文化交流”，培養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曾經闡述過，控制中國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輔之以控制戰略威懾，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西方統治集團總結搞垮蘇聯東歐的經驗教訓，認為顛覆中國政權要通過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當前活躍在我國境內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正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有1000個左右，加上開展短期合作項目的組織數量，總數可能多達4000-6000個。[17]在這數千家境外非政府組織中，有政治滲透背景的有數百家。如曾經在東歐劇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進入我國活動，利用文化交流、捐資助學、項目培訓等手段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搜集我國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情報；通過插手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和糾紛，特別是以開發援助、扶持弱勢群體為名，抓住工人失業、農民失地、城市拆遷、退役軍人待遇等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具體問題，以“維權”相號召，制造輿論，混淆視聽，煽動民眾同黨和政府產生對立情緒；或者支持參與策劃街頭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動。
西方國家尤其注重通過資金援助在我國內部培養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對派，西方國家每年經非政府組織流入我國的活動資金可達數億美元。在中國活動的知名基金會主要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1月在中國建立辦事處起至2001年9月，在中國資助總額即達1.28億美元，[18]項目包括人權與社會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與文化、國際事務、項目支持等，通過資金資助，影響甚至收買了部分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對政府決策有一定影響的學者，培養出了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美國民主基金會雖屬非政府組織，但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獨聯體、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進行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其在中國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甚至控制中國的某些社會活動家和法學家，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二）國內社會意識更加多樣多元多變，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巨大風險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已處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特別是隨著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社會生活日趨多樣化，社會意識更加多樣、多元、多變，這既為社會發展進步注入了活力，也帶來了社會思潮的紛繁變幻。圍繞中國改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問題，在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偏于極端的意見和建議，出現了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甚至出現了個別同黨和政府離心離德的人”。“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1](P19)
當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1.主導信仰日漸淡化，拜物崇權傾向日益嚴重
信仰，作為一種價值導向，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靈魂，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信仰都可以說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建國后，相當長時期內，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唯一選擇，共產主義一定勝利，不僅僅是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也是絕大多數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標。然而，由于諸多原因，現在這種主導信仰已經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漸淡化。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所在，青年大學生是社會高認知群體，是社會知識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創造者和傳播者，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不僅對其自身的成長、成才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但由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思潮席卷大學校園，當代大學生中不同程度存在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多元化的現象。在信仰的選擇方向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信仰復雜與缺失現象。據殷丹對湖南省大學生信仰現狀的調查，在1742份有效問卷中，回答“有信仰”的只占全體被調查人數的38.1%，剛剛超過1/3；表示“沒有明確信仰”的占全體被調查人數30.2%，表示“曾經有過信仰”的占12.8%，如果將“曾經有過信仰”的也視為目前沒有信仰，那么，目前“沒有明確信仰”者達到43%，將近達到全體被調查人數的一半。[19]另據趙宗寶、盧亞君、王兆云對河北某高校大學生信仰問題的調查，在3659份有效問卷中，選擇信仰共產主義的1417人，占38.73%；表示沒有信仰和不知道信仰什么的共1891人，占51.68%。[20]這些數據說明，當代大學生有近一半的人信仰缺失和信仰動搖，信仰這一人類社會普遍具有的精神現象，在轉型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青年大學生主導信仰的缺失和動搖，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未來發展和長治久安。
在主導信仰日漸淡化的同時，拜物崇權的傾向日益嚴重。由于發展市場經濟，經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多方面的影響，一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更加重視物質利益的追求，不愿談人生信仰，不愿為偉大理想獻身，崇拜和向往的往往是權力、金錢、榮譽。他們從自身的實際需要出發，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將社會和他人當作手段，強調追求個人快樂的目標唯一性，滿足于直覺主義、感覺主義，缺乏社會責任、回避理性思考。一旦遇到現實的利益問題，他們什么都可以放棄，甚至是自己的靈魂。2010年6月下旬，廣東的18位億萬富豪通過網絡和報紙等媒體選妻，不到一個月竟有5萬多靚女報名參選，這足以說明社會對金錢的崇拜。《非誠勿擾》的女嘉賓在節目中公開表白“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這是現今一些所謂的拜金女價值觀的典型表現。
2.宗教信徒有較大幅度增長，社會影響不斷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國際交流交往的擴大，宗教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開始“復活”、“回暖”，而且發展迅猛，整體趨熱，形成了中國近代以來頗為罕見的宗教“繁榮”。宗教的快速發展，首先表現在近幾十年來信教人數的持續增長。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宗教，尚無準確的統計數據。根據中央統戰部的數據，“中國現有各種宗教信徒一億多人”。[21]這是2002年底我黨公開發布的宗教信徒數字；2011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做客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11年3月9日)，也說“中國信教人數有一億多”。9年過去了，但這個數字始終未變。目前，很多學者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據華東師范大學“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課題組2003-2006年在中國30個城市對4596個樣本的抽樣調查，按照中國現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估計中國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總人口在3億以上。[22](P3)據徐海燕對遼寧省的調查，截止到2002年，遼寧地區信教人數已近160萬，而在1993年，全省信教人數僅為46萬人，平均每年以18.6%的速度遞增，9年的時間，信教人數增長了114萬人，比1993年增長了3.5倍。[23]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九五”項目“北京青年宗教信仰狀況調查及對策研究”顯示，北京市大學生中明確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占13.4%；[24](P18)2000年，上海市教委重點課題“大學生深層次思想問題研究”顯示，上海市大學生中因各種原因而信教的合計為11.8%。[25]2012年回婭冬、詹國華對長沙7所大學的調查顯示，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占總人數的15.08%。[26]考慮到農村信教人數遠大于城市，估計中國信教人數應在2億左右。盡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對于近20-30年來我國信教人數不斷增長的判斷，幾乎沒有人持懷疑態度。
其次，宗教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宗教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的顯著標志就是宗教文化熱，具體表現在，一是宗教活動場所不斷增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一些地區出現了濫建寺廟、道觀及祠堂的現象；有些地方新建了大量廟宇，不僅建筑面積大，且設施齊全、裝飾華麗，有些地方為發展旅游業，興建的寺廟、佛像更是難以計數。二是各類宗教活動日益頻繁，宗教活動的內容也相當繁雜，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誦經、燒香等佛事活動，至于佛誕、菩薩誕等重大節日則要舉行隆重的儀式。此外，宗教書刊越來越多，表現宗教內容的文藝作品日益增加；新聞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相當可觀，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日益濃厚。總之，宗教對我國社會生活尤其是人們的精神生活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
3.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時有出現
近年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總體上保持了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態勢。但圍繞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也形成了若干熱點，某些老問題被重新提出，同時又產生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挑戰。有的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專拿黨史國史說事，有的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有的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的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旗號鼓吹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有的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突出表現為以下13個方面。
一是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的方向改。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主要障礙之一。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第二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則是金融的自由化。[27]吳敬璉認為為了避免陷入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28]
二是歪曲恩格斯思想，宣揚“放棄共產主義”。一些學者提出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要通過和平方式走向社會主義，他曾說“到20世紀下半葉歐美將進入社會主義”，今天太平洋那邊“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一些人移民國外是投奔“社會主義”。
三是宣揚“蘇馬非馬”，否定列寧主義。一些學者提出“要澄清蘇馬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重大區別，要回到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去”，完全否定列寧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29]
四是宣揚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偶然的，割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道路的內在聯系。有學者提出，中國人并不是自己主動尋找馬克思主義的，而是馬克思主義順道進來的，“然后中國人被動地去接受它”。[30]
五是歪曲鄧小平理論，宣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美國那樣”。有學者提出“共同富裕就是現代中產階級化”，“鄧小平去美國等地看了……共同富裕變成那樣就是社會主義”。[31]
六是把新一屆黨中央的治國方略誤讀為“新權威主義”、“政左經右”。有學者提出，“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新權威主義道路”，習近平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是“新加坡模式”，是新權威主義加市場經濟。[32]
七是宣揚共產黨是全民黨，也代表資本。有學者提出現在與革命時期不一樣，共產黨是執政黨，應代表“全體公民”和有錢人。“不能把人群分成階級，自稱代表一個或幾個階級”。混淆了黨性和代表性問題。[33]
八是否定中國模式，為新自由主義張目。有學者提出中國模式是不存在的，中國的進步是建立在西方發展的基礎上的，中國必須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中，經濟改革要搞自由市場經濟，政治改革要搞憲政民主。[34]
九是誤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些學者提出，市場在一切場合都應該起決定作用。市場的決定作用就是市場化，市場化同樣使用于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市場化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35]
十是否定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基礎。有學者提出，從歷史看是先有共產黨執政再有國企，國企不是共產黨執政基礎。共產黨是由于發展了民營企業，才提高了執政合法性；國企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36]
十一是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污蔑社會主義革命是災難，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消解黨的執政合法性。一段時間以來，仍有人繼續宣揚和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編造、虛構歷史事實，對黨的歷史、黨的領袖進行抹黑，重新解構黨和黨的領袖的歷史，在一些黨員心內形成原罪心態，在群眾心中顛覆黨的形象。認為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里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1789-1870-1917這股潮流”。[37](P295)
十二是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專政。認為“叫法治，法律就是最大，必須是這樣一個理念”；如果有比法律更高的東西，就別說自己是“法治國家”。“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法治，怎么還有人怕它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呢？很是莫名其妙”。
十三是否定黨對政法系統的領導，主張“各級法院、檢察院不再設立黨組，內部也不再設立機關黨委或業務部門黨支部等政黨組織，終結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與法院、檢察院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法官、檢察官原來是黨員的，應該凍結組織活動，終止與黨的組織聯系；原來不是黨員的，在任法官、檢察官期間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38]
這些有悖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言論，模糊了人們的視野，導致人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產生了不確定性和一些干部、群眾信仰危機的加深。
4.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挑戰
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劇烈碰撞，科學文化與封建文化斗爭并存，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非科學社會主義文化激烈交鋒。在這種多元化格局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受到嚴重沖擊，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準則和生活方式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發生了變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日益泛濫，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被淡化。
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不信馬列信鬼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門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部分黨員干部黨員意識淡化、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有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言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生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根據中紀委工作報告反映出來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腐敗問題的嚴重性。1982-1986年，共處分違紀黨員650141人，其中開除黨籍的151935人；1985-1986年，處分省軍級干部74人，地市級干部635人。[39]1987-1991年，共查處違紀案件874690件，處分黨員733543人；其中縣團級16108人，地市級1430人，省軍級110人。[40]1992-1997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31000件，結案670100件，黨紀政紀處分669300人；其中縣處級20295人，廳局級1673人，省部級78人。[41]1997-200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結案842760件，黨紀政紀處分846150人；其中縣處級28996人，廳局級2422人，省部級98人。[42]2002年至2007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77924件，結案679846件，黨紀政紀處分518484人。[43]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43759件，結案639068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429人。[44]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038萬人。[45]2014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萬人。[46]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從1982年到2014年上半年，全國共處分違紀黨員干部達435萬人。從1982年到2002年共處分縣處級干部65399人，廳局級6160人，省部級360多人。由于2002年后不再公布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數字，所以受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干部遠遠大于此數字。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了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的實現。
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對星座、算命、宗教等領域感興趣，他們或受傳染于社會環境，或由于從眾心理，或出于個人好奇，舉止行為往往自覺不自覺帶有宗教符號，如佩戴十字架裝飾，參加圣誕節活動等等；這幾乎成為一些大學生所謂追求時尚的表現。
在一些社會群體中甚至出現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嚴重社會現象。2010年山東的陽谷縣、臨清市和安徽的黃山市爭做西門慶、潘金蓮故里，還要搞西門慶、潘金蓮旅游文化節；西門慶被一改在傳統文學名著中“大淫賊、大惡霸、大奸商”的藝術形象，華麗轉身成為當地政府追捧的文化產業英雄。江西宜春還把“叫春”這個情色味十足之詞當作自己城市的廣告詞；一些領域思想道德嚴重滑坡，媒體娛樂節目丑態百出；社會生活中誠信缺失，市場上假貨盛行，假酒假藥、假種子假化肥、假文憑假證照、注水肉、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塑化劑、假有機蔬菜等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遍布城鄉、坑害百姓，惡性食品案件頻發，使人們深刻感受到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和道德危機的嚴重存在。
二、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化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要把全社會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必須有一個與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相適應、并能形成廣泛社會共識的核心價值觀。通過構建核心價值觀，發展主流意識形態、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途徑。
（一）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轉型期形成共同思想基礎的需要
在我國古代，很早就提出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后經歷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的價值體系，成為封建社會兩千多年超穩定結構的精神支撐。“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它規定了古代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特殊道德關系。“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對這些傳統文化我們要辯證看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西方，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統治、奪取政權的斗爭中，掀起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形成了一套以個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觀，對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我國轉型期的實際情況看，迫切需要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主要因為：一是我國人口眾多，需要核心價值來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凝聚人心。二是多元價值差異共存，需要核心價值來規范、引領和主導。三是價值缺失和偏離，社會需要培育、強化核心價值觀和糾偏。
歷史和現實表明，核心價值觀是一個社會的方向盤，是一個國家的穩定器。能否構建起具有強大感召力的核心價值觀，關系人心向背和國家長治久安。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形成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方向和目標；進一步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團結凝聚全國人民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共同奮斗。
1.深刻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科學含義和內容
核心價值觀是一定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的集中體現，在社會思想觀念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決定著社會制度、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制約著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價值”，是經濟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基本概念。“價值”有兩種含義：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是“體現在商品里的社會必要勞動”；二是事物的“用途或積極作用”。
“價值觀”，一是“對經濟、政治、道德、金錢等所持有的總的看法”，二是“對人生價值的認識，即對個人或別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義的觀點”。某一事物的價值，以及關于該事物的價值觀，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能夠體現事物本質屬性的價值與價值觀，可以稱之為核心價值與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的主體是人，包括個人以及集體化了的人——階級階層等等，人類實踐的一切對象則構成價值觀的客體。在階級社會，不同的個人屬于不同的階級，個人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階級的價值觀。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每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都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價值觀。
唯物史觀認為，人是社會的主體，也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人們特別是工人階級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因此，消滅私有制，實現人的徹底解放與自由全面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與此相應，社會主義必然要求奉行“集體主義”。
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追求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和諧。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并不否定個人利益，而是否定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反對把少數人的利益置于多數人利益之上，更是否認損人利己的行為。在義利關系上，主張國家集體利益至上，黨員干部應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反對個人主義和見利忘義。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中國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同樣要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定，即人的徹底解放與全面自由發展和集體主義。準確理解這一點，要求我們的各種政策措施，包括價值觀建設，都要為人的發展服務，切實做到以人為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所處歷史方位不同。中國社會主義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立的，這就決定了我們要實現的人的徹底解放與全面自由發展，首先要實現13億中國人的徹底解放與全面自由發展，必須認真解決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
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人政治上的獨立與解放，但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發展差距過大，仍舊是徹底解放與全面自由發展的最大障礙。要在中國的基本國情下實現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確保改革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又要建立服務于這個核心價值的價值觀念。
核心價值觀的科學表述要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應當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和一切組織，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針對性、規范性和約束性。如果只對部分人、部分組織起作用，不能稱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任何只針對部分人的價值、章程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如學會、協會)，而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必須是適合所有公民的。二是這些概念應當是同一個層次的概念，不能有高有低。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核心價值觀有三個層面，每一個層面的四個詞都是同一個層次，都很整齊，講的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同時又深刻把握了這一層面的實質和核心。三是在對外交往中能夠準確地翻譯成外文而沒有歧義。這一點在傳播中國文化、加強對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樹立中國形象等方面至關重要。
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含義、內容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黨的十八大又提出了“三個倡導”的核心價值觀。那么，核心價值觀與核心價值體系具有什么關系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
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基本理念的統一體，直接反映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規定性，貫穿于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基本內容的各個方面。“三個倡導”是現階段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體內容的最大公約數的表述，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導力。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47](P28)“三個倡導”明確了國家發展目標，彰顯了社會核心理念，確立了公民基本遵循，符合黨和國家一貫倡導的思想、理念、精神，涵蓋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愿望。
(1)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目標，也是從價值目標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居于最高層次；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好，這一層面的價值目標對其他層次的價值理念具有統領作用。
富強即民富國強，是國家強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這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美好夙愿。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美好訴求。我們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實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它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創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特征。狹義講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文化建設的應有狀態，是對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概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廣義講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等。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它不是整齊劃一、均等，而是有規則的統一；現階段集中體現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社會局面；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社會建設領域的價值訴求，是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是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存在狀態。這里的自由，不是隨心所欲，更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和界限的。自由既是個人對自覺、自愿、自主的意志與行為的向往和追求，也是整個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終極目標。尊重自由、追求自由、保護自由，讓個人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完善的現實訴求。
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價值取向是不斷實現實質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現在我們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實現平等的一個重要方面；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社會保障、就業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體現了平等。
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社會有四大公正保障體系：一是行政公正，就是政府機關和一切具備承擔行政職能的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都應當提供公正。二是輿論公正，報紙、刊物、電視、廣播及新興傳媒，都應當提供公正的輿論；尤其是對一些事情的判斷，對一些矛盾糾紛的評價，應當給予公正的報道和評價。三是仲裁公正，是比輿論公正要強、但比司法公正要弱的一種公正，專門由仲裁機構來提供。四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最后和最高的公正，是糾正一切不公正行為的最高裁判。公正的依據，一是道德，二是慣例，三是法律。一個社會具備了公正，這個社會從投資來講就是一個好的投資環境，從生存來講就是好的生存環境，從成才來講就是好的成長環境。
法治就是依靠法律治理國家，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要求。法治首先是對權力的規范和約束，一切權力都應該在憲法和法律規范的框架下運行。因此，法治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對于公民來說就是知法守法，這幾個方面要結合起來。其中，尤其要注意程序合法，這是任何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3)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是從個人行為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包含了對國家、對職業、對事情、對他人的基本立場和態度，覆蓋社會道德生活的各個領域，是公民必須恪守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評價公民道德行為選擇的基本價值標準。
愛國是基于個人對自己祖國依賴關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調節個人與祖國關系的行為準則。它同社會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要求人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自覺報效祖國。敬業是對公民職業行為準則的價值評價，要求公民忠于職守，克己奉公，服務人民，服務社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職業精神。誠信即誠實守信，是人類社會千百年傳承下來的道德傳統，也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點內容，它強調誠實勞動、信守承諾、誠懇待人。人無信而不立，國無信而不興。商鞅變法，首先立信，才能推行新法。所以政府誠信是基礎，個人誠信是關鍵；失去誠信社會發展就失去了根基。友善強調公民之間應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會主義的新型人際關系。
只有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積極培育、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使核心價值觀被普遍認同接受，被普遍追求實踐，普遍體現在個人言行和人際關系上，從而在全社會形成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氛圍、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風尚。
（二）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塑我國主流意識形態
當前，我國處在特殊歷史時期，我們用65年走過了西方百余年走過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時空高度壓縮，彎道超車，西方百余年間發生的問題也集中出現，各種社會思潮紛紛登場。這些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代表著經濟社會領域中的不同利益和價值取向，交鋒激烈，競相爭奪話語權、主導權和合法性，并試圖影響現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興國之魂。只有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批判和抵制腐朽文化，形成馬克思主義一元指導下多種社會思潮求同存異、相互包容、共同發展的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鞏固我國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
1.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核心價值觀的靈魂。現階段，各種思想觀念非常活躍，其中主流是積極的、健康的，但也有少數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政治思想混雜其中，它們妄圖歪曲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動搖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給人們的思想造成混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才能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
一要反對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統一思想，必然天下大亂，離開馬克思主義的一元化指導，沒有是非標準，就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價值觀。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的一點就是戈爾巴喬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進而瓦解了蘇共執政的思想基礎。
二要正確處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與思想觀念多樣化的現實之間的關系。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黨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中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弘揚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本原則，在尊重多樣化的思想文化現實中堅持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在包容多樣化的思想文化現實中鞏固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2.堅定道路自信，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凝聚民族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當代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這一共同理想信念，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與個人的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有著廣泛的社會共識和令人信服的必然性，是有效凝聚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精神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結果。
(1)要引導人們正確看待理想社會主義制度與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我們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極大提高，全體社會成員都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一種美好社會狀態。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狀況離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理想和期待還有很大差距。有的人因為社會主義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的這種巨大差距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仰產生了懷疑，甚至喪失了信仰。
我們要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還不高，但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不少人十年間財富已經翻了一番。只要我們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目標。我們和國情相近的印度比就可以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印度1947年獨立，我們1949年建立新中國。當時印度人均GDP57美元，我們人均只有27美元，印度是我們的兩倍。到2013年我國GDP總量達到9萬多億美元，印度不到2萬億美元，不足我國的1/4；人均GDP我國達到6300美元，印度不到2000美元，不足我國的1/3。
(2)正確看待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堅定理想信念。我們承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要認識到這種差距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原因所形成的；我們承認這種差距，但我們也在努力縮小它，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存在這種差距的領域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們用60多年走過了西方國家百余年走過的路。既要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科技發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腐朽落后的一面，要認識到美國是一個先進與落后的矛盾統一體。一方面美國具有超強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也存在難以克服的固有矛盾，隨著這些矛盾的發展和激化，美國正在失去發展的活力。目前美國社會存在的突出矛盾表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現在，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國總收入將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擁有的財富而論，這1%人口所控制比例達40%。過去10年來，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塔尖1%的人群住著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醫療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卻有1/6的美國人想得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不能，1/7的美國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證據表明，好處全部留在上層，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這必然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不滿和社會對抗。[48]
二是社會關系的異化，產生了一系列家庭、倫理問題，人們缺乏社會責任感。美國學者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在《民治政府——美國政府與政治》一書中說，“近來的統計顯示：大約1400萬美國人在使用違禁藥品，其中有1000萬人使用大麻，超過600萬人使用過興奮類藥物”。[49](P424)美國現在有1/3的嬰兒是非法出生的，婚姻平均只能維持7.2年，佛羅里達州1/2的婚姻會以離婚告終。此外同性戀、非婚同居在美國成為時尚。這些在個人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是無法解決的。
3.學習宣傳黨史國史，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新風正氣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了民族解放、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犧牲了上千萬優秀兒女，許多人連姓名都沒留下。共產黨人是堅定的愛國主義。有的人試圖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我們一定要清醒。自覺做到三個決不能：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向決不能動搖。
一要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貢獻。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一個事關黨、國家、人民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偌大中國的工業基礎比比利時的都小，可到了1979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對GDP的占比增加了30%。這個工業化的速度，比產業革命時的英國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都快。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壽命也從東亞病夫時代的35歲增加到了68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50]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其歷史功績銘記史冊、不容磨滅。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后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前一個歷史時期，也不能用前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后一個歷史時期。
二要大力宣傳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的事跡，抑惡揚善，弘揚正氣。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歷史時期，涌現了大批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和模范人物。他們代表了歷史進步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應該大力宣傳，決不能惡搞；一些人褻瀆英烈的行為絕不能允許，一個民族忘記了為其獻身的英烈就是沒有良心。我們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應該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要反映好人民心聲”。“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51]可近年來，在一些人眼中文藝不叫文藝，叫什么“娛樂圈”，一些作品不是表現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人民由歷史主人變成了歷史配角；一些電影大片不僅“媚洋”、“求大”，而且“沒有思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靈魂的拷問。更有一些作品格調低下、無病呻吟，充滿了銅臭氣；不是歌頌偉大時代和先進人物，而是對時代精神充滿嘲諷和挖苦。
魯迅先生在作品《論睜了眼看》中說道：“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52](P332)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宣傳文化工作者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指引，牢記歷史使命，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出好作品，理直氣壯地謳歌英雄、謳歌時代、謳歌人民，弘揚新風正氣、驅邪扶正。
4.強化教育引導，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
重塑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必須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滲透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的各個要素之中，細化為各行各業各方面的行為規范，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
(1)教育引導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性工作。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多種形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和要求通俗化、大眾化，努力擴大社會認同，形成思想共識。電臺、報紙、刊物、書籍、宣傳欄、墻報；小說、電影、電視劇，小品、相聲、曲藝節目以及各種數字化新媒體，都應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宣傳核心價值觀。同時，要區分層次、突出重點。
黨員干部的言行對其他社會成員有著很強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民群眾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眾、帶動群眾。
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學校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建設核心價值觀必須從小抓起、從學校抓起。要把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和要求滲透到學校的教育教學之中，體現在學校的日常管理之中，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知識分子特別是各界知名人士是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力量，對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影響很大。應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為踐行核心價值觀貢獻智慧和力量。
(2)強化機制保障，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到制度設計、政策法規制定和社會管理之中。一是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治理的各個層面、各項治理的具體實踐都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理念，把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轉化為治國理政的政策、制度，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的政策導向、利益導向和體制機制。各級各類管理部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注重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價值導向，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
二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業的規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學生守則等行為準則，使核心價值觀成為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建立和規范一些禮儀制度，如升國旗儀式、成人儀式、入黨入團入隊儀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等契機，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慶典活動，傳播核心價值觀，增強人們的認同感。
三是要建立國家、社會和個人聯動機制。要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貫穿到依法治國的實踐中，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用法律的權威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各個行業、社會各方面要結合各自職能，把核心價值觀建設納入目標管理責任制，制訂規劃，完善措施，扎實推進。
(3)注重實踐養成，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離開了生活，離開了實踐，再好的價值觀只能是空中樓閣。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必須同人們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系起來，在落實上下功夫。
一是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融入到各種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之中。充分發揮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行業、文明社區、文明單位的示范作用，吸引群眾廣泛參與，推動人們在為家庭謀幸福、為他人送溫暖、為社會做貢獻的過程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風尚。各行業還應根據自己的實際制定符合行業特點和需要的核心價值觀。如革命軍人的核心價值觀：“忠誠于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司法界提出的核心價值觀：“公正、廉潔、為民”；公安部門提出的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忠誠、為民、公正、廉潔、奉獻”等。總之，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搭建弘揚核心價值觀的平臺，形成有利于踐行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
二是從細節著手，引導人們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感知意義、體驗崇高、增進認同。踐行核心價值觀最基礎的主體是個人，培育核心價值觀基礎在個人價值觀的培育上，個人價值觀的培育目標要細，要求要細，責任要細，措施要細。機關、學校、賓館、影院、劇院、醫院、車站等各種公共場所都應在顯著位置標示體現核心價值觀要求的相關規約，各種規約條文一定要具有操作性，要明確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不能模棱兩可、似是而非；要把引導與約束結合起來，形成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的良好社會風氣。
三是管好微文化環境，凝聚社會正能量。當下微博、微信、手機媒體和社交網絡已成為新的輿論生成策源地、文化傳播集散地、思想交鋒主陣地。微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個體的“微小”和群體的強大。微文化熱心公益、關注社會監督，助推了社會的發展進步。但由于各式微平臺的準入門檻低，身份驗證的難度大，敵對勢力、非法組織者等都有可能在這個平臺上傳播反動、迷信、淫穢、庸俗等不良內容。因而涉足網絡空間的每個人都要“自律”，同時還必須加強網絡空間的社會管理，為虛擬世界的個體行為和社群活動提供正確價值導向，凝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我國當前處于特殊的歷史時期，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全國各行業、階層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黨員干部一定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把愛黨、憂黨、興黨、護黨落實到工作生活各個環節”，[53]增強危機意識、憂患意識，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實際行動重塑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為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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