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說：“打起仗來，就要死人，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發蒼蒼的母親找我要兒子，多少年輕的寡婦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夠當元帥，有多少人在底下呀!”
為了編撰出版《劉伯承與南京》，我們南京市委黨史辦工作人員兩次到北京采訪了劉伯承元帥長子---劉太行將軍。2011年12月29日下午3點，劉太行將軍準時出現在了我們居住的飯店門口。一頂棒球帽，一身運動風格的著裝，再加上那魁梧挺拔的身姿，以及熱情坦誠的笑容，那份親切與質樸，頓時緩解了我們的拘謹。在之前聯系采訪的過程中，他始終堅持將采訪地點放到我們的住地附近，理由是他熟悉路況，可以免除我們的奔波之苦。2012年3月23日第二次采訪仍是如此，其周到細致讓我們采訪組一行深受感動，將軍的平易近人可見一斑。
劉太行，1939年生于太行山。1940年入延安保育院。后曾在延安抗日軍人家屬子弟小學學習。1947年起，先后在河北武安、鄭州、開封、南京、北京等地讀小學。中學先后就讀于北京一O一中學、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第四中學。大學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后相繼在農場勞動、在部隊基層鍛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調回北京。后歷任空軍雷達研究所副所長、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等職，少將軍銜。現為全國政協委員。
相對而坐，促膝長談，從出生于戰火硝煙的歲月到童年時的顛沛流離，從記憶中的南京往事到對父親的深切懷念，順著劉太行將軍的的成長足跡與視角，我們開始走近他那平凡而又偉大的父親---劉伯承元帥。
戰爭年代的童年經歷
采訪組：我們都知道劉帥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大家庭，您是家中的長子，能跟我們說說您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嗎?
劉太行：我的母親汪榮華出生貧苦，在十四五歲時參加革命，成為一名紅軍女戰士。她與父親是在長征途中相識相戀的，1936年，他們在甘南舉行了婚禮，從此結為了革命伴侶。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父母一生共生育了我們7個兒女，我是老大，二弟劉蒙，三弟太遲，還有4個妹妹，分別是華北、解先、彌群和雁翎。其中，大妹妹華北1945年在延安保育院遇害，小弟弟太遲在不久前去世了，現在就剩下兄妹5個。
對于子女的教育，父親一直特別重視，他在世時常說，你們沒有像毛主席、周總理那樣的大才大德，就都給我學一門特長，好好地為國家的建設服務。要是數理化好就學工，將來造原子彈。父親從沒有想過要讓我們當官。他經常告誡我們，我這里沒有什么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爸爸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要自強自立。我們兄妹后來都從事了技術方面的工作，我學的是導彈，一個妹妹學的火箭發動機，兩個妹妹是醫生，兩個弟弟一個學了飛機制造，一個學了電子器件制造。
采訪組：您剛才提到大妹妹華北在1945年遇害，能和我們說說具體情況嗎?
劉太行：華北是1940年出生的，比我小一歲，1942年到的延安保育院(洛杉磯保育院)。我記得妹妹胖乎乎的，個子不高，不太愛說話。那時候保育院的條件很艱苦，幾個阿姨要照顧幾十個孩子，有一年冬天燒炭盆烤火，華北和鄧琳(鄧小平的女兒)摔到了取暖的炭盆里，華北的臉和鄧琳的胳膊被燒傷了。華北遇害是在1945年，那年我6歲，該上小學了，才從保育院出來。后來我媽媽說幸虧我遷出來上小學了，要不也沖著我來了。妹妹的事是后來聽父母說的：8月的一個晚上，突然有個人到保育院看我妹妹，自稱是父親的警衛員，第二天早晨才發現妹妹已經被勒死了。這個案子一直到現在也沒破，最終也不知道妹妹究竟是被誰殺死的。華北的死，對父母的打擊特別大，是他們心底永遠不能愈合的傷口。父親晚年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已非常不好，他還對母親說：“榮華啊，我對不起我大女兒啊，我沒把她養大啊。”當時的場面，我們幾個子女都歷歷在目，只要想起來就覺得傷心，父親已經病得快不行了，可還是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女兒。
采訪組：您出生于戰爭年代，能跟我們說說您童年時的經歷嗎?
劉太行：1939年3月，我出生在太行山遼縣(今左權縣)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部。我出生時正趕上日寇進攻，父親在前線打仗，所以，母親就給父親寫了一封報喜信。父親接到信十分高興，他給母親回信說，兒子就叫“太行”吧。很多人說我的名氣起得很響亮，也高明，其實這里面有兩個巧合。后來父親告訴我，根據劉家的家譜，我是太字輩，加之又生在太行山，所以才起名為“太行”。我出生后母親沒有奶水，后來，好不容易從河南難民中請到一位奶媽。1940年，父親的老戰友徐向前從山東去延安，路過太行山，父親就托徐向前把我帶回延安，說：“你把太行交給總司令就行了。”當時正在打仗，要通過多道敵人的封鎖線，我們在路上整整走了一個月才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被交給了康克清媽媽。看我身體瘦弱，康媽媽就照顧了我一年多，在我體質好轉后才把我送到了延安保育院。周末的時候，朱老總和康媽媽就把我和羅瑞卿的長子羅小卿領回家。
總司令和康媽媽對我非常好，他們讓我感到了父母的愛，我平時就稱呼他們“朱爸爸”、“康媽媽”。和其他弟妹相比，我小時候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是最少的，不到兩歲便離開了太行山，直到四五歲時，才在延安見到了親生父母。當時，康媽媽對我說：“太行，你的親爸爸和親媽媽來看你了，快叫爸爸媽媽呀!”可我怎么也張不開口。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叫他們“汪媽媽”和“劉爸爸”。6歲的時候，我離開保育院上了小學。之后，就開始跟著父母四處轉戰，我的小學就是在轉戰駐地的農村小學上的，小學期間換了多少學校，連我自己都記不清了。
采訪組：南京解放后，劉帥擔任了南京的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但隨即又奔赴了解放大西南的戰場，真正在南京安家還是在創辦軍事學院之后，能和我們說說您是什么時候來南京的嗎?
劉太行：南京解放后不久，父親又轉戰西南。直到創辦軍事學院，他才又回到了南京。1950年底，我們家從重慶搬到了南京，住在城東北極閣的一幢二層小樓里。當時是彌群和雁翎跟著父母在南京，我和解先一直留在北京讀書，只有寒暑假來南京。在北京讀初中時，我還是住在朱老總家里，后來朱老總家里的孩子越來越多，20多個孩子打地鋪，實在住不下。父親來信說：“總司令家里人多，你換個地方吧。”1952年，鄧小平從重慶調到北京工作，父親就把我交到了鄧家，那時卓琳阿姨給予了我很多關懷和照顧。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思維敏捷，口才也很好，一件事情他能和風細雨地給你講得清清楚楚，我們家的孩子都很愛聽他講故事。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小時候特別不聽話，總和父親頂嘴。在兄弟姊妹中，我小時候挨打最多。現在想來，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學習成績還行，不怕考試，所以自己覺得有點資本;二是我從小不在父母身邊長大，對父親的嚴格管束不習慣。可是父親總是希望我能懂事一些，就常常抽空找我談心，我老回嘴，就弄得父親談不下去。父親急了就會動手揍我。媽媽心疼我，常和我說：“太行，你爸爸眉毛上的那根筋一暴起來，你就趕快閉嘴，這樣就不挨打。”可能是覺得我快管不住了，所以初中畢業后，父親說：“太行這孩子，從小就沒有和我們在一起，跑野了，現在我要自己管，高中要到南京上。”說實話，我當時真不愿意來南京，畢竟在北京待熟了，舍不得離開那些老師和同學。但是父親在子女面前的威嚴是出了名的，“父命如山”啊。1956年9月，我和解先離開北京來南京上學，是在南師附中讀的書，我讀高一，她讀初二。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才真正開始和父母一起在南京生活。
記憶深處的南京往事
采訪組：來南京后，您對當時的家和這個城市有著怎樣的印象?
劉太行：我們家搬到南京的最初幾年，我就是寒暑假才回南京。對北極閣的那個家我印象很深，那時山上的風景特別好，到處綠樹成蔭，有許多白鷺棲息其間，站在家門口的空地上，可以看見雞鳴寺，也能遠望紫金山。
離我們家不遠有個氣象臺，附近還駐扎著一個警衛排，大人們不在家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就去警衛排搭伙吃飯。因為住在山上，家里用水要靠一個泵先抽上來，所以每次需要用水時，都要先給山下的一個值班室打電話，等水抽上來了，再打電話通知值班的師傅關閉水泵。真正對南京開始熟悉，還是后來讀高中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的綠化，馬路兩邊都是梧桐和雪松，這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記得那時候常常和同學結伴去中山陵游玩，有時候也去新街口逛逛商店。在我的記憶里，南京的街道很整潔，街上的房子也特別漂亮。
采訪組：無論作為南京市長，還是軍事學院的創建者，劉帥在南京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聲譽。作為劉帥的子女，您感覺在生活上有什么特別之處嗎?
劉太行：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剛進城時，他就叮囑母親，現在解放了，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子女的生活，決不能特殊，要同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時南京剛解放，父親是南京市長，有一天，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張通知，說那天因故不接待參觀者。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中山陵的負責干部趕來了，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回家的路上，父親給我們講道理：“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采訪組：除此之外，還有什么事讓您覺得印象深刻呢?
劉太行：家里的房子也是這樣。剛到南京時，家里有四個孩子，我一個，還有三個妹妹解先、彌群和雁翎。之后，又添了兩個弟弟阿蒙和太遲。孩子們一天天長大，住房也就緊張起來。學院營房部多次提出給我們家加蓋房子，或進行改建，都被父親拒絕了。后來，學院趁他到北京開會，在我家后面加蓋了兩間平房。父親回來后，堅持把這兩間房分配給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住。再就是父親的車一般不讓親屬用，母親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騎自行車。每年放寒暑假，我從外地回來，開學時離開南京，也不允許用車接送，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車。另外，在我的印象中，無論在哪里安家，我們家里的電話間里，總是貼著母親寫的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里來。”除此之外，母親還經常告誡我們：“警衛員、秘書是上級分配給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們家屬子女誰也沒有使用的權利。”有一年夏天，我從北京回南京度暑假，有一天，正在水池邊洗自己的衣服，來了幾個小伙伴邀我出去玩。我就把衣服泡在盆里，隨伙伴們走了。過了一會兒，正在這里休探親假的李秘書的愛人路過水池，見盆里是我的衣服，便將衣服搓洗干凈，晾在了繩子上。這事被父親知道后，把我狠狠批評了一頓。
采訪組：劉帥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您和弟妹們也在此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時光，回顧那段生活，您覺得父親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注重的標準是什么?
劉太行：父親很欣賞“勤能補拙，儉以養廉”這句箴言。對于我們讀書，父親的要求極其嚴格。我十多歲時，學習的自覺性比較差，一到放暑假，心里總想著玩。盡管父親工作很忙，但還經常抽出時間檢查我的學習。除要求完成學校作業外，還要求我背誦一些文章，例如魯迅的散文、毛主席的講話、《史記》的文章等。記得《古文觀止》里的很多東西，他自己也能背，還比我背得好。另外，在寫給我們的信中，父親談到最多的一句話便是：“廉潔的品行，要靠平時儉樸的生活養成。”剛到南京安家時，還是實行供給制，父親經常檢查家里的伙食賬，看看有沒有超出國家規定的供給標準。他還經常關照炊事員說：“黃瓜、西紅柿這類蔬菜在剛上市的時節，太貴，不要買來吃。”那時，我們兄妹穿的衣服，都是長幼相傳，甚至不分男女。二弟劉蒙因為穿著姐姐的女式舊軍裝去上學，被很多同學笑話，叫他“黃皮”。回家后，他吵著不想再穿，還受到了母親的嚴厲批評。再有一次，母親見我的毛衣實在太破了，就給買了一件新的，結果，父親還跟母親說毛衣補補還是可以穿的，要讓孩子從小養成艱苦樸素的好品質。
采訪組：在南京讀書期間，還有什么讓您特別難忘的事嗎?
劉太行：1956年，我在南師附中讀書，當時學校發生了華僑學生跟國內學生打架的事，這事后來鬧到了南京市政府，一些學生不上課，跑到市政府去示威。當時有傳言說我也參加了，其實我沒去。父親知道后就把我們幾個孩子叫過去，他要求我們要嚴格要求自己，好好學習，學會本領，要走群眾路線，要及時改正自己的缺點。他特別強調說，咱們都是自己的政府，用不著搞對立的東西，你們的思想方法要學毛主席的一分為二。之后，“反右”斗爭開始后，父親又給我們“整過風”，他要求我們在“反右”斗爭中不要瞎起哄。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57年到1958年間，學校搞教育改革，我們的課堂一度擺到了田野里。父親對我們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經常說，干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他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墻里的貴族”。
采訪組：創建軍事學院是一個十分浩大的工程，耗費了劉帥巨大的精力。您對那段時期父親的工作和生活狀態有著怎樣的印象?
劉太行：父親主張“治軍必先治校”，幾十年矢志不移。戰爭年代，他就撰寫和翻譯了大量軍事著作，并先后擔任紅軍大學校長、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還兼任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校長和政委。1950年，父親開始籌建軍事學院。為節約辦校經費，他建議把南京原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和原國防部舊址作為南京軍事學院院址，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批準。隨后，父親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在戰爭年代，父親多次受傷，身上被打了9個洞，在元帥里邊，大概就他的傷最多了。因為在長期緊張的戰爭環境里一直沒有得到好的休息，又去干辦大學這樣傷腦筋的事，所以父親老是腦袋疼。即便是這樣，他還是自命為“教書先生”，自己備課，親自登臺講課。我曾親眼看到一眼失明、一眼弱視的父親拿著放大鏡伏案工作，親自校閱和審定大量的外國軍事譯著和自編教材。有時夜里睡著睡著，他會突然披衣起床，打開臺燈批改教案。那時軍事學院的學生，大多是來自軍隊的各級干部，其中很多人已經是戰功赫赫的將軍。學院的6小時操課制讓很多人不習慣，有些將軍甚至帶著秘書來上課。父親把秘書轟走，他說：“將來是秘書指揮作戰，還是你指揮?”管理難度可想而知。從1951年到1956年的5年間，軍事學院先后成立了12個系，教學內容不僅涵蓋陸、海、空三軍，還包括軍事、戰史和政治，成為一所綜合性的最高軍事學府。
采訪組：可以說工作已經占據了劉帥絕大部分的時間，那在您的記憶里，那時父親有沒有什么娛樂呢?
劉太行：父親不吸煙、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有時聽點音樂，如黃梅戲，還有《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什么的。他最喜歡的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看書，一鉆進書里就什么都忘了。有一次，我們在樓上聞到一股橡膠燒焦了的臭味兒，趕快跑下樓看，原來是電線短路了，可在樓下看書的父親全然不知，還捧著書端坐在椅子上。另外，父親的生活很有規律，經常會在我們住的北極閣附近或中山陵一帶散步，有時也會去爬山，鍛煉一下身體。可能是戰爭年代留下的習慣，他到一個地方，總是會首先觀察地形，在南京的幾年里，他把南京的周邊都走遍了。回想那段時光，有一件事覺得特別遺憾，那就是陪父親的時間太少，有時父親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散步，我卻總是借故推脫，那時覺得老在樹林子里走來走去沒有意思。現在想來，是失去了很多和父親交流的機會，現在再想和他說，也沒有機會了。
采訪組：1958年11月，因為一場“反教條主義運動”，劉帥辭去了軍事學院院長與政委的職務。您和家人是什么時候離開南京的呢?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劉太行：1958年7月，父親接到通知，要求他去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那時父親已經知道了“反對教條主義”的矛頭是針對他的，因為急火攻心誘發了青光眼。母親和二弟劉蒙陪著父親去北京，弟弟后來回憶，父親一路上因為眼壓高導致劇烈頭疼，一直躺在病床上沒法起來。即便這樣，他還是在7月10日，由人攙扶著出現在了中南海懷仁堂的主席臺上，在他作檢討前后，臺下都爆發出長時間的掌聲。若干年后提及這一幕，我們都覺得，大家是在用這種方式表達他們對父親的理解、愛戴和同情。1958年八九月，為了趕上新學期開學，我和解先、彌群先離開南京去了北京。1959年1月，父母帶著其他孩子移居北京。據弟弟劉蒙回憶，離開之前，父親反復命令部下，不許開歡送會，不許送行。1月19日，也就是離開南京的那一天，父親到了下關碼頭之后，發現軍事學院的許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碼頭，自發為他送行。父親強撐病體，堅決不許大家再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駛向江北時，那些軍人齊齊向他敬禮致意……當時，父親久久地朝著人群揮手。對于南京，父親有著太多的眷戀，直到60年代末，他只要去南方都會到南京小住。對我們來說，這里也留下了很多的回憶。后來，“教條主義”的帽子，在父親頭上足足戴了近30年，直到他離開人世后才得以平反。對此，父親生前從來沒說過任何一句怨言，只是常常會一個人默默地陷入沉思。母親和我們都覺得父親受了委屈，而他的回應只有一句：“我劉伯承是個什么樣的人，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的。”
穿越時空的永恒懷念
采訪組：1942年冬天，劉帥在自己五十壽辰的答謝辭中曾這樣說：“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對于生死，您覺得父親是怎樣看的?
劉太行：父親年輕時有個口頭禪，路死路埋，溝死溝埋。就是說在路上死了，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死在溝里就在溝里把我埋掉。這說明他對生死是十分坦然的。父親晚年病重后，曾想過死后葬在南京，但后來又改了主意，他說連宋慶齡那樣偉大的人都沒有葬在南京，我哪里能去啊，還是葬在那些戰斗過的地方吧，和那些犧牲了的戰友們在一起。1986年10月7日，父親走完了他的光輝一生。父親去世后，母親給黨中央寫了封信，對處理父親的骨灰提出了意見，希望把骨灰撒在淮海、南京、大別山區、太行山區、大西南，撒在養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經與戰士們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讓他安息在與他血肉相聯的人民群眾之中。遵照父親的遺愿與母親的意見，1986年10月，我與雁翎、太遲代表親屬，前往太行山區、淮海地區以及南京、重慶、四川開縣老家等地，將父親的骨灰撒在了那些地方。
采訪組：劉帥戎馬一生，被譽為“軍神”、“戰神”，您覺得他是怎樣看待戰爭的?
劉太行：父親一生經歷過無數血戰，晚年卻厭惡戰爭的殘酷。他的眼睛還能看見時，就從不看戰爭片，如果看到戰斗場面，他會立即換個頻道或者干脆關掉電視，偶爾看的也都是《五朵金花》那樣的片子。為打破父親的禁忌，有一次，我們把他拽到八一電影制片廠，想讓他看坦克被炸、士兵中彈而死那些鏡頭都是怎么拍的，但是父親還是不愿看。我想，對于戰爭，父親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他當年之所以出來當兵，是因為那時軍閥混戰，不打出一個像樣的天下來，中國人永遠是被壓迫、被剝削、被瓜分的，對不起后人、對不起后代。他是要以這一場戰爭達到真正的人民的和平。
采訪組：劉帥對自己曾有過什么評價嗎?您怎樣看待父親的一生?
劉太行：父親一生謙虛謹慎、淡泊名利。解放初，蘇聯編寫《大百科全書》，其中有我父親的詞條，“劉伯承，四川開縣人，革命軍事家……”父親看到后，毫不猶豫就把“軍事家”三個字勾掉，改成了“軍人”二字，他說，我就是一名革命軍人。1955年，海陸空三軍授銜，父親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可他因為身體不好，加之忙于軍事學院的種種事務，最終缺席授銜儀式。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一般不談自己的歷史，要講也只是只言片語。比如我們小時候不好好讀書，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再比如說淮海戰役對他來講應該是很光輝的事，我去問過他。結果呢，他根本不回答這個問題，他說：“打起仗來，就要死人，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發蒼蒼的母親找我要兒子，多少年輕的寡婦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夠當元帥，有多少人在底下呀!”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得意洋洋地講這個仗打得多么漂亮，那個仗打得怎樣。對于父親的歷史，除了他的只言片語，我就是聽跟他一起工作過的叔叔阿姨講的，還有就是自己到當年的戰場去看看，就是這么知道他的歷史的。父親這一輩子，從事業來講我覺得算是比較輝煌。但是他對自己有絕對清醒的認識，他說過，我這種輝煌不是我個人的事，是整個社會的事。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么名堂來。對于父親，我想他永遠是活在我們心里的，這種懷念是永恒的，它將穿越時空的阻隔，貫穿我們的一生。
采訪結束時，窗外的北京已是夜幕降臨，華燈初上。重溫劉太行將軍的講述，劉帥在南京度過的光輝歲月猶如一幅畫卷般徐徐展開。無論是指揮渡江戰役的鎮定自若，還是接管、建設新南京的壯志豪情;無論是創建軍事學院的殫精竭慮，還是離開南京時的無限眷戀;無論是革命伴侶的相濡以沫，還是嚴父慈母的舐犢情深……一切都是那樣感人至深。在即將迎來劉伯承120周年誕辰之際，來自家人的這份深切緬懷更增進了我們對劉伯承元帥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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