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楊虎城
西安事變由軍事政變式的“兵諫”開始，經過14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卻以張學良親自將蔣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劇而結束。其中，最讓后人搖頭嘆息，也最讓人不可思議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張學良為何要做出這明顯會對他不利的“送蔣”不智之舉？
照理，西安事變以放蔣為終點，也屬張楊舉事已準備了的結果之一。因為“兵諫”的初衷，就是逼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只要蔣介石能答應這些要求，“就讓蔣介石活著進來，也要讓他活著回去”（楊虎城語），仍擁戴蔣為領袖。這都是張楊早已作了思想準備的。只是，中共、楊虎城與蔣介石宋美齡這三方，誰也沒想到張學良在最后時刻，卻硬要堅持演出這“送蔣”一幕。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使共產黨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
但西安事變的結局，卻讓張學良從此步入了地獄人生。
仔細分折，毛澤東對西安事變于中共的意義之評價，確實極為中肯。但最終讓張學良倒霉以后大半輩子的原因，則不完全是其發動了西安事變，而應該是他在事變末端的“送蔣”。
有過反蔣行動者，在國民黨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粵軍陳濟堂、張發奎，湘軍唐生智，還有曾“蔣、馮、閻大戰”中的馮玉祥、閻錫山等。這些人幾乎終生都對蔣不滿，更發動過反蔣之戰，但是，蔣介石在很長時期內，還得與他們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們怎么樣。
究其原委，李宗仁這些人自始自終都不放棄手中的兵權實力，往往在反蔣事敗之后，通電下野也好，歸順中央也罷，那手中的派系軍隊，卻仍設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蔣氏染指。張學良的人生失誤，大概就是敗在了他一時沖動，沒有象李宗仁等那樣，堅持舊中國軍閥們的生存法則：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張學良對東北軍的長期掌控，使他在東北軍的領袖地位和權威影響無他人能替代。故當張學良自投羅網被蔣介石囚禁后，東北軍因種種原故，便內部生變，而無人能收拾分裂局面，統一全軍。結果，20多萬東北軍，很短時間內被蔣氏分而解決，灰飛煙滅。至使張學良沒有再能讓蔣氏生畏耽心的本錢了，也就難怪這命運生生地被蔣介石捏在手中。
其實，張學良在剛被囚禁時，也深知只有東北軍的存在，才會有他的自由前途，故當他聽知東北軍內訌，激進的少壯派槍殺了穩重的王以哲將軍時，便連忙讓人告知東北軍諸將領：唯東北軍團結，才有他張學良歸來之時！38
可是，虎已入牢籠，其任何觀念、指示、影響，均已鞭長莫及！張學良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讓蔣氏有幾分畏怯。但既落平陽，還有什么可說？最后竟連區區一個看守他的特務隊長劉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與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負他。昔日的少帥與趙四夫人，只能跌入暗中痛哭的慘境了。
張學良并非一介書生，他很早便隨父征戰，也帶兵多年。在其父死后，為了不致讓“攝政王”模樣的楊宇庭奪去東北集團帥權，他權衡利害后，毫不猶疑地即行速速誅殺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絕了稍為和緩的削權撤職等方式。可見，張學良對送蔣氏回南京之前，不會只有書生之見。
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張學良一時沖動，做出這顯然喪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張學良是一個性情中人、熱血漢子，即所謂內因吧。畢竟已為很多事實證明的哲理“性格決定命運”，并非無稽之談。對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處理的方式已定會有差異。
但是，觸發這性格起作用的所謂外因，則是導致某件事滑入某種結果的具體關鍵。這些促使張學良沖動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變發生后的國內國外因素的某些反應。
1933年，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右）與車向忱在古北口合影。
在謀劃扣蔣的事變計劃時，張學良想：蔣介石不抗日，還老是打內戰，我們現在扣住他，逼迫他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件事，應該是很得國內外人心的吧。特別是那些青年學生，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嗎？
不料，西安事變爆發后，遠不是張學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1）全國輿論，除中共紅軍控制區外，基本都是指責張楊與事變，同情擁戴蔣介石，抨擊張楊的文章、電報，如雪片般飛來。
當然，這是由于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六旅旅長黃永安背叛張學良所致。黃于事變當日（12日）接到張學良電令后，不僅沒有遵電令調動軍隊對付中央軍，反而向中央軍鞏洛警備司令告了密。結果，南京方面在張楊致中央政府的通電尚未到達時，就已知道西安發生的事變。因而當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調動了擬進攻的軍隊，另一方面迅速控制了宣傳輿論，不讓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進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這樣，張楊便先在輿論上輸了一著。
而這呈一邊倒的擁蔣罵張楊的輿論浪潮，卻使張學良大吃一驚。
（2）張學良原以為他們扣蔣后，其他派系與地方軍閥，如李宗仁、閻錫山、張發奎、劉湘、馮玉祥等，便會通電支持。因為平日他們就對蔣有怨，也都指責蔣不抗日。可是，張楊全國通電后，竟無一黨國要人與地方實力派響應，連事前曾向張表示過贊同的閻老西，也裝模作樣公開發電連問張楊數個“乎？！”，不肯支持事變。
對此，張學良也有些瞢了：怎么會這樣呢？
（3）蘇聯內部及公開輿論都指責咒罵張楊，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走狗張學良的罪惡妄圖。
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前8個月里，與中共取得聯系溝通后，中共曾告訴他，只要他張學良的東北軍割據西北，與紅軍一道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蘇聯便會是他的最堅強后盾，會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樣，給予張學良在包括軍事物資在內的任何支持。如當年4月9日，張學良首次在延安秘密會見周恩來時，張就著重向周問蘇聯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當即保證：“蘇聯必助中國。”
1937年春，葉劍英同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張沖（中）在西安七賢莊。
而在當年9月，張學良還派其秘書栗又文（中共黨員）到了新疆，向駐新疆的蘇聯教官安德烈夫轉遞了給斯大林關于東北軍情況的報告，當時蘇聯方面也答應幫東北軍在甘肅平涼建兵工廠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變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變不僅沒能獲得蘇聯的叫好，倒反遭來嚴厲的指責。
蘇聯的變化，當然主要是來自斯大林一貫以蘇聯利益至上的沙文主義觀念。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凡不利于蘇聯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國際革命原則的，只會首先以蘇聯的利益為重。西安事變發生后，斯大林擔心由此導致中國分裂，被日本人鉆了空子，從而使蘇聯在其遠東地區便要單獨面臨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險。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堅決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可是，蘇聯這遠出乎張學良意外的態度，對當時張學良卻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使他立馬有些惶恐了。因為，背后沒有了強大支持，張學良以前所有的種種計劃，都將有可能是無根之木。
（4）中共對“西安事變”的處理態度也改變了。
在事變后的前幾天，中共對張楊扣蔣的西安事變歡欣鼓舞，在12月17日致張學良電文中，還說：要張學良在緊急之時“誅之（蔣）上為”。17日夜，到達西安的周恩來，還與張學良商定向來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條件，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蔣介石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
然而，3天之后，即12月20日之后，中共的態度卻發生了重大改變，由甚至可以“誅之為上”的立場，轉變為主張釋蔣擁蔣以避免親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來的與張、楊結盟的“三位一體”中的一方，轉變為事變的局外“調停方”了。
之前文章已述（詳見：西安事變時，宋慶齡的神秘身份），中共的轉變，實乃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但，面對這最大的變故，張學良則先震驚，再忿忿，而后負氣、沖動了。
特別是在22日那天，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明確請按原定計劃，公開成立中共、張、楊“三位一體”的西北軍政委員會，而中共在第二天即23日回電，委婉地表示不同意公開成立這一政權后，張學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來，張學良在一些場合很有些傷感地說了這樣一些話：“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張的機要秘書、中共秘密黨員宋黎回憶文章）“周恩來比我還‘和平’……”（張的東北軍高層親信高崇民文章）
1991年5月張對來訪的東北老鄉曹長青等人抱怨：“當初周恩來說捉蔣時，講得頭頭是道，后來說放蔣時，又是頭頭是道。”
雖然，張學良在更多的講話中，對周恩來的人品是持欽佩贊揚態度，但對西安事變后中共未能實踐某些約定，他無疑是很有些不滿的。
實際上，張學良對中共的巨大支持，不僅體現在他發動的西安事變從而逼迫蔣介石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陜北這個地方進行休整壯大。當時，更體現在張對中共紅軍的種種實際物資援助上。
據有些心理學家分折，對一個人精神上最大的打擊，并不是敵對者的強大與其攻擊，也不是旁觀者的冷臉冷笑與諷剌；而最大的打擊，是來自于他的親人、密友對其態度或對其原先有過的承諾的改變。
面對全國擁蔣而反張楊的輿論浪潮，雖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緊：國人現在是不了解情況，而時間將改變這種不利局面。還可以等。
各地方實力派均不作聲，隔岸觀火。也不怕。本來，對他們就不抱太大希望，何況隨著事態的發展，相信他們的“中立”不會持久。
本來，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蘇聯現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中共與張、楊象事變以前那樣，捆成一把，仍有20萬東北軍、幾萬西北軍、幾萬紅軍聯手在一起，在中國又還會怕誰呢？又何愁沒有機會給我們呢？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親自送蔣回南京，只圖以此來洗刷自己發動事變并無個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辦？先不管了。
是呀，怎么能犧牲楊虎城呢！我張學良是大頭，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犧牲，當然就得犧牲我張學良了！否則，堂堂張學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張學良當時是不是會這樣思考呢？
當然，張學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實，現在并不得知。但上述4點原因，特別是因中共突然改變立場，很可能就是促使 36 歲的他，做出糊涂一時的負氣沖動的歷史性一舉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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