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性啃老”趨勢的發展，影響的可不僅僅是代際關系和婚姻關系，更為要命的是，它還深遠地影響了年輕人的創造力發揮，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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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制度性啃老”是筆者造的詞。如果對一種現象的描述，需要一個新詞，說明此類現象頗有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意思。中國社會當下存在的“啃老”現象，就是社會過渡時期的非典型特征。
“啃老”古已有之，傳統社會，家業家產本來就是代際傳遞的，年輕一代結婚生子，終老于祖業，被視為傳宗接代的榮耀，沒人以為“恥”。尤其在宗族社會發達的時期，家，指的不是核心小家庭，而是根系龐大的家族。這時的啃老，不是制度設計，而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傳統和倫理關系，植根于農業文明的社會基礎。
當“啃老”成為制度設計
“啃老”成為一種制度設計，卻是新現象。這個時候，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倫理關系，正在經歷著瓦解和變化，于是，新的倫理困境和文化糾結產生了。
考察當下的制度設計，如果有一對適齡夫妻，收入中等，育有一個學齡兒童，這時，按照他們的正常收入積累，恐怕是買不起一套一線城市中心區學位房的。但是，制度捆綁了房產和兒童就學權利的關系，而現實中實施起來，卻發現多數人都把這個難啃的“硬骨頭”給啃了，房產并沒有難倒多數夫妻，這又是為什么？啃老，多數人依靠父母的資助順利買了房。
可以說，房產和教育權利的綁定，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絕大多數人都能依靠“啃老”解決這個問題。義務教育權利與房產直接掛鉤是一種固化“啃老”的制度設計，而飽受詬病的中國博士生待遇也隱含著同一邏輯。國外的博士生被視為完全個體，獎學金相當于一份正常工作的薪水，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支撐起結婚生子所需，而中國的博士生，還在被當成未成年人看待，需要填寫父母經濟狀況，被預設為讀博士一定可以“啃老”，靠家庭資助為主，學校發放的生活補助只是杯水車薪。
換言之，制度預設了“啃老”的倫理正當性，并將原來還僅僅是一種文化的“啃老”現象，以制度的方式給持續強化了下來。
這看起來與提出“個體化”概念的貝克夫婦所警惕的方向截然相反。貝克夫婦認為，歐洲社會陷入了過于依賴福利國家提供的保障和財富才能維持“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感”的“制度化個人主義”悖論式發展。
當然，貝克并不否認“個體化”的內在價值，他以頗具哲性思考的文字，洋洋灑灑總結了“在失控的世界中為自己而活”的15條重要性，其中有一條是這樣概括的：“在后現代情境下，為自己而活意味著一個人能享受極高的自尊。”
自尊，這是“為自己而活”的核心價值。然而，啃老似乎全然不“自尊”。“啃老”這個詞的出現，與“剩女”等詞匯邏輯雷同，都帶有貶抑鄙夷之意，要么“等靠要”，要么“沒人要”，在言說者的價值坐標中，大概只能當“三等公民”。
這就是悖論的所在，“啃老”被制度鼓勵甚至鞏固下來，而文化觀念卻已發生變化。
代際關系與“孝文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驅動下，社會的開放性和亞政治化帶來了國族政治的去政治化，一個去傳統的個體化進程在勢不可當地鋪陳開來。人們繼而發現，“為自己而活”是一場關系革命，需要全新的人生邏輯，從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習慣已經失去經驗效用，表現在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組織、個體與家庭以及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都面臨著新的調適和變革，沒有一套既定模式可以沿襲。
在上述一系列關系中，代際關系是與“啃老”現象直接相關的一組關系，也是文化意味最強的一種倫理關系。孝文化在中國傳統中源遠流長，今天復興傳統文化的聲音中，就不乏對孝文化的極力推崇。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發表文章稱：“孝就是使帶給父母的滿足效用最大化。譬如，讓父母丟面子，就是'不孝’—這涉及子女的行為對于父母心理和精神的影響。最大、最高的孝就是在符合法律和倫理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為給父母帶來最大的精神滿足，譬如人生成功、光耀祖先。”網友評論說：“我沒考公務員，讓父母沒面子，我不孝”，“我離婚了，讓父母沒面子，我不孝”……從網絡輿論來看，專制式的孝文化，早已沒有了市場，得到的是一片譏笑之聲。
人類學家閻云翔在其著作《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當中，比較了中美兩國年輕人的啃老現象，對中國年輕人的觀念做出了傾向性的批評，認為中國的年輕人沒有美國的年輕人那么獨立，雖然美國的年輕人也接受父母的資助，但主流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并不鼓勵年輕人從父母口袋里拿錢，此外，在情感上，閻云翔同情中國鄉村里的父母們，他這樣描述道：“很多老村民告訴我，他們并沒有被年輕人的說辭所愚弄，很清楚年輕人的真正動機是什么。但是，他們還是向年輕一輩做出了讓步，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父母心’。'父母心’意味著父母對孩子無盡的愛與仁慈，這是父母愿意為孩子操勞的最強烈動機。不管孩子如何讓他們失望，甚至辜負了他們的愛與關懷，父母仍然十分關心子女的幸福。”
這段道德意味極強的描述，只是看到了代際矛盾的一個淺層次的表象，卻沒有進一步論述中美代際文化差異背后的制度構成。其實，論主流意識形態，中國比美國更強調“孝道”，中國甚至立法強調“孝道”，把“常回家看看”這種個體生活安排上升到法律高度進行強制，杭州等地甚至立法禁止“啃老”。可以說，帶有強制性的孝文化是中國所特有的，也因此，“啃老”的中國年輕人在道德上的壓力，并不比美國年輕人小，甚至還要更大。這是因為，美國的福利制度保障，使得年輕人即便階段性地“啃老”，也被視為一種相對平等的互助，而不是施恩意味十分強烈的父母之犧牲。美國的父母們也較少像中國的父母這樣既要出手幫助，又牢騷滿腹地抱怨年輕人不知道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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