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璐
中國人的健康一直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但健康對于中國人而言，幾乎沒有涉及過權利。我們有太多權利需要爭取，哪輪得到健康。對于健康，大家普遍把它當做一個個人狀態，所以人們往往會持有“責難受害者的邏輯”（Blaming the victim ideology），哪怕是受害人自己也會傾向于此。我們習慣性認為：不健康是你自身的問題，不健康是你個人習慣造成的，為什么別人不得這個病，但你得了，是你的問題。當我們呼吁健康是一種權利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從更宏觀的視角去看待健康，社會學的視角讓我們更多地考慮關于健康是否有“存在限制個人選擇的環境性條件”。
剝奪（deprivation）是“自由”的對立面，包含不自由的基本方面，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層面，核心是基本可行能力。借用經濟學大師阿瑪蒂亞·森的貧困理論中“剝奪”的視角來看待健康——貧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剝奪。那么在大的社會環境下，生命健康的不可控不僅是一種可行能力的剝奪，更是一種基本權利的剝奪。
所以不健康不僅意味著某種病態，更是一種不自由。在這片土地上，我沒有辦法逃離空氣和灰塵，我沒有辦法不呼吸，有人會說，那你移民好了；當都市白領因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過勞死的時候，有人會說，明明可以選擇輕松一點的工作，自“作”自受。我們可以選擇嗎？我們看似有很多的選擇，其實我們別無選擇。由于健康的廣泛性和普遍性，由于某種程度上涉及健康的不可選擇性，我們就更應該認識到健康是社會性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健康不是某種固定的狀態，而是持續變化的過程。早在1981年，Dubos就認識到健康是“無法完全實現，卻值得去促進的東西”。健康增進（Health Promotion）的理念于1986年11月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健康促進大會上提出，健康增進是“提高個人或者地區社會對自身的健康和生活的掌控能力的過程”，旨在賦予權利或力量（empowerment），就是給予個人實質性的決定權和參與權。
Nutbeam認為這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和政治課題，一方面，要強化個人的行為技術和力量，另一方面，需要開創對健康有良好影響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當年渥太華憲章也明確提出了健康增進戰略，分為倡導（Advocacy）、賦權（Empowerment）和協調（Mediating）三部分。大意是：（1）讓健康成為核心，讓對健康有利的選項更容易被選擇，提高國民對健康的社會性責任意識和對環境變化重要性的認識；（2）提高個人對自身健康及環境的掌控力使其能夠做出對健康有利的決策，提升健康潛力；（3）一同參與，廣泛協調社會各相關部門以及社區、家庭和個人，使其履行各自對健康的責任，共同維護和促進健康。我認為其中最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讓對健康有利的選項更容易被選擇”，每一個社會個人、組織、政策、制度，如果都以健康為出發點，把健康放在首位，就會容易得多，自然環境將得到保護，而技術和文化環境也會向對健康有利的方向進行調整。
健康不是福
中國有句老話，常說健康是福。健康往往遙不可及，所以我們說健康是福，但其實，并不是這個邏輯。我們要理所應當地去要求，要求新鮮的空氣，要求干凈的水資源，要求無毒無害的食物，要求充足的睡眠和綠色宜人的居住環境。我們每個人擁有要求健康的權利，健康不是福，健康是應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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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洪昌. 論作為基本權利的健康權[J].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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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瑪蒂亞·森. 以自由看待發展[M]. 任賾, 于真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5] Dubos,R. Celebrations of Lif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81.
[6] NutbeamD. Health Promotion Glossary, Geneva, 1998.
[7] GreenJ & Tones K. Health Promotion 2nd ed. LA, CA: Sage, 2010.
[8] WHO, The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Genev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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