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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善惡兩面。動物處于本能的欲望表現出來的惡,無所謂惡。而人類走出原始狀態,進入私有社會后,為了個人利益的私欲,成為了激發出人性之惡的主要原因。為此,人們利用宗教來教化、約束人性之惡,用贖罪、入地獄、上天堂這樣的話叫大家棄惡從善,并且通過不斷完善的法制管束人們,讓人們在這樣的管束中成為遠離惡性的文明人。可是,在當今如此文明的世界,人性之惡在中國卻處于一種釋放的狀態。

  從宗教的角度來講,像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儒教、佛教的經典都在教導人們從善。但在中國,佛教只是擺出燒香拜佛乞求平安、發財的模樣;儒教深入國人骨髓的仁愛,卻只限于血緣、親情、家庭之間的愛。要說中國人有什么信仰,一定和權力、金錢有關。幾千年來,忠君的教義卻發揮得很好。在中國,我們這些國家主人和封建帝王時的臣民,沒有本質的區別。現在照樣如此,國家只強調百姓愛國,而國家對百姓有沒有責任、應該有怎樣的責任,就連那個當了12屆人民代表的申女士也不知道,否則她不會說出只有中國才有低保的話。她肯定以為,國家給普通百姓社保是地球上的新鮮事,中國有低保是文明中的文明。中國的大頭百姓知道社保,也只是近幾年的事。之前,中國人知道必須納稅,但不知道納稅是要讓公家的人把自己當成主人,服務自己,給自己應有的保障。現在50歲以上的大部分中國人,仍然對國家給予的那一點點好處感恩戴德。

  封建王朝的忠君愛國,和現在只強調納稅卻忽視社會保障的事,都是要求百姓單方面無私獻愛,這樣的愛國主義講得再多,百姓對國家也是冷漠的。我懷疑如果抗戰沒有勝利,中國人會服服帖帖地做日本國的良民——中國人的這一德性從元朝和清朝的歷史可見一斑。中國人有這種傳統的德性,愛國的教育自然難一些,并且只要求他們單方面獻愛,教育的內容又過于強調政治色彩,這種條件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很難有好的效果。國家叫百姓愛國,卻不給他們相應國力的保障,百姓就會缺少對國家的認同感。道理很簡單,辛苦工作卻得不到奴隸主回報的奴隸,會愛奴隸主嗎?對國家缺乏認同感的百姓,不會有多少社會責任心,自然善良不到那里去。

  一個充滿愛心的善良社會,一定是倡導平等的社會。讓國民感到不平等的社會,大家會互相歧視,而且各種社會性的仇視會多一些,莫名其妙地傷害無辜者的暴徒也會越來越多。廣大農民工雖然和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之中,但由于薪酬、社會公共服務等各種待遇不平等,很難完全融入當地。失去土地本色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這種不平等的環境下成長,難免對社會有過激的看法,稍有不順心的事,就有可能變成暴徒。而且我們是一個體制內外有別的國家,這樣的體制是在用制度制造不平等。這些通過不合理的制度搞出來的不平等充斥著整個社會,這一切我們沒有看到想改變的跡象。我們的國家雖然做了一些民生保障的事,但殘疾人還得憂慮父母去逝后的生活,遇上大不幸的人仍然叫天天不應。按理說,國家應該通過關愛這些弱勢者和不幸者,表現大愛,倡導大愛,由此讓社會充滿愛。可是,我們有這樣的國力,卻沒有相應的國家之愛,社會的愛心難以激發出來。貧富差距太大,更是加劇了眾人不平等的感受,人們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不仇富才不正常。

  感到不平等的人,如何對國家有認同感,如何對別人有愛心?這樣的人自然缺乏社會責任感。沒有愛心、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往往會表現出對私利的過分看重。中國人最大的責任感只限于家,他們很少考慮親人以外的人。這是我們的傳統個性,但這樣的傳統個性,在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至于表現出人性之惡來,畢竟農耕社會不像商品經濟社會一樣,人與之間有這么多交流,交流少了,也就少了對別人表現惡的機會。如今不同了,在中國,人性之惡被釋放出來,中國人變得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短斤少兩、劣質產品是小事,搞出要人性命的有毒食品、假藥也是常見的事。有人說中國是“互害社會”,我認為很有道理。

  這些問題的存在還能怪誰?怪我們有利己的傳統德性?確實如此,但這一不好的品性是可以通過法治教化來改變的,沒有法制的教化,東西方任何文化、任何國家的人,都會表現出“互害”的利己行為。我認為,現代人的文明更多是法治教化的結果,是法制約束出來的,現代文明人的精神就是法治信仰。有了交通規則,有了堅決執行規則的管理者,才會有遵守交通規則的文明人。交通規則深入人心,人們在無一輛車行駛的深夜,也會在斑馬線處等待紅綠燈。世界被中國人搞得鬧“奶粉荒”,生活在世界工廠的中國人卻信任日本的馬桶、電飯煲——這些國家不是天生講誠信難以找到假貨,是因為人家的社會受到契約精神的馴化。中國人到國外消費上萬億,有不相信中國制造的原因。法制教化的文明只能是國家的責任。

  可是,我們建國60多年,仍然不得不疾呼依法治國,這說明中國雖然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成就,卻忽視了法治、忽視了社會的建設。我們的口號雖然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是唯經濟論——只要經濟搞好了,什么問題都可以先放一放,問題到了實在太有問題的地步了,便搞“嚴打”,搞運動式的反腐。制定好的法律制度,也因為缺乏民主監督而形同虛設;在土皇帝的天地下,權力大過法律,經濟越發展腐敗越嚴重,公平正義被不合理的制度和腐敗破壞了。孩子吃不到放心的奶粉,自來水經常出現異味,我們像柴靜一樣痛恨霧霾,這一切能怪誰?只能怪執法者在好處、親人、朋友面前很難做到公正。就算有法可依,也因為管理者不作為、亂作為,放任了不法者,給不法者壯了膽。整個中國沒有嚴格的制法的環境,怎么會有法制文明的教化?遇到損壞地方財稅收入的執法,一切法律靠邊站,環境污染是小事。國企如此,私企也這樣,他們仍然在為金錢制造癌癥村、塵肺病。只能看感冒病的鄉鎮衛生院倒是公益了,其它醫院卻成了賺錢的產業,這樣搞法,你還會奇怪給心血管患者多放幾個支架的事嗎?我看要人性命的過度醫療也不應該會少,只是我們這些外行不知道而已。這一切無疑把害人的惡性釋放出來了,這一切是不是要從體制上找原因。就像有的人說的一樣,飛船都能上天了,小小的奶粉都搞不定! 

  還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制度,過分壓縮了部分人的生存空間,特別是小商小販的生存空間。搶食的空間少了,競爭就會過于劇烈,這樣的競爭會使大家變得缺德。短斤少兩、毒豆芽、毒大米,這樣做并不能使他們過上富裕的日子,但這樣的競爭,使這些曾經善良的普通人也變成了“互害”的人。

  有的人會說,西方文明的國家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過去。我的反駁是,過去人家沒有前車之鑒,而我們是后來者,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難道前面的人踩著屎,你也要跟著踩上一腳?
  (作者:別了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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