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的領導干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問題。梁思成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寫了一個反對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報告，送給周恩來總理。
梁思成是中國著名的建筑學家，他一生為保護中華文明的優秀建筑而努力奔走，這僅從他在北平解放前后保護北京城一事上，就足以窺斑見豹了。《縱橫》雜志2012年第12期刊登林楠的文章《北平解放前后的梁思成》，詳細敘述了梁思成為保護北京城而為解放軍提供北京古代建筑詳圖、三次上書周總理直陳意見等一系列努力。
三次上書周總理，直陳保護北京古代建筑的意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共北京市委領導都對梁思成為保護北京古代建筑作出的貢獻給予很高評價。此時的梁思成，也為新中國建設傾注了全部心血，其中保護北京城一直是他關注的重點，曾就此三次上書周恩來總理。
第一封上書的時間是1950年4月10日。
恩來先生總理：
在您由蘇聯回國后不久的時候，我曾經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轉上我和陳占祥兩人對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書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點時間，賜予閱讀一下?
在那建議書中，我們請求政府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位置。行政中心區位置的決定是北京整個都市計劃的先決條件，它不先決定，一切計劃無由進行。而同時在北京許多機關和企業都在急著擇地建造房屋，因而產生兩種現象：一種是因都市計劃未定，將建筑計劃之進行延置，以等待適當地址之決定。另一種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顧都市計劃而各行其是的：這一種在將來整個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極不適當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業務，同時妨礙全市的分配與發展，陷全市于凌亂。尚未經政務院批準而已先行辦公的都市計劃委員會現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責難，例如人民日報新華印刷廠和許多面粉廠、磚窯等，都感到地址無法決定之困難。因此我們深深感到行政中心區位置之決定是刻不容緩的(這只是指位置要先決定，并不是說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點作一決定。我們的建議書已有一百余份分送給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長。我懇求您給我一點時間，給我機會向您作一個報告，并聆指示。除建議書外，我還繪制了十幾張圖作較扼要的解釋，屆時當面陳。如將來須開會決定，我也愿得您允許我在開會時列席。
……
如蒙召談，請指定時間，當即起謁。
梁思成
第二封上書是1951年8月15日。
總理：
……
近日來東長安街正要動工的一列大建筑正面臨著一個極不易處理的情況。我躊躇再三，實在覺得不能不寫信向你及時報告，求你在百忙中分出一點時間給我們或中央有關部門作一個特殊的指示，以便適當地修正挽救這還沒有成為事實的錯誤。
事實是這樣的：天安門廣場東西兩方的道路已逐步發展，沒有問題地，群眾是歡迎將東西長安街發展為將來的林蔭大道的。若本此原則，則東長安街南寬約五十公尺的窄長空地便應同街北北京飯店前現時約五十公尺綠帶對稱起來，妥為保護，早日種植樹木，為林蔭大道創造條件;絕不應再將街南劃出，建造房屋，破壞那一帶已存在的開朗規模。建筑物可能房基線以東交民巷圍墻拆去后，通籌為合理。
……
梁思成
第三封上書是1951年8月28日。
總理：
自從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社論“沒有正確的設計不可能施工”發動了對于一年來基本建設工程的深入檢討以來，工程界的警惕性大大地提高了。我在養病中得到細心學習的機會，對于人民日報這樣領導思想和工作深為感動。我一方面總結了自己的一些工作，試作了自我批評，另一方面分析了各處工程失敗的原因，努力尋找問題結癥所在，以求日后的改進。
……
因此我向政府建議：
一切建設應根據業務發展計劃，做出基本建設的五年、十年或十五年計劃，逐步實施;而且這計劃須同時兼顧到適用、堅固、經濟、美觀四個方面。
……
梁思成
不能拆毀北京的古城墻
北京古墻壁，長約20公里，曾是國內最大的城垣建筑，被世人稱為“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明清時期，北京城有多重城墻，最里面的一重，是紫禁城城墻;往外，是皇城城墻;接著向外，便是清代只允許旗人居住的內城;再往外，便是外城。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北京城墻，是指北京的內城城墻和外城城墻。這些城墻共有16個城門。無論是城墻還是城門，都是精美的古代建筑，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
1950年2月，梁思成和著名建筑家陳占祥聯名寫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如果中央人民政府采納這一建議的話，北京古城墻自然就能夠得到保護。但是，他們這個方案很快就被否定，這使梁思成十分痛惜。時間到了1957年，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在此背景下，許多離奇的議論出現了：有人說北京城墻是封建帝王統治的工具，如不拆除，是階級立場問題;更多的議論則認為，我國要搞大規模建設，城墻已經妨礙了建設，至少是妨礙了交通，一定要拆除。于是，凡是在城墻附近搞建設的單位，便開始拆城墻，有的單位嫌拆城墻費力，就用炸藥炸城墻。一時間，北京到處是毀墑的炮聲。梁思成在家里聽到炮聲，就像炸到他心里一樣難受。盡管此前他曾因保護北京古代建筑而挨批，但他還是要站出來為保護北京城墻作出努力。他去找周恩來總理反映自己的意見，但是周恩來也在此前因為“反冒進”而挨批，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不好說話了。而北京城墻還在不斷被人拆毀，地安門被拆了，廣安門被拆了，廣渠門被拆了……梁思成趕到崇文門和西直門去看，見一些人正準備拆毀那里的甕城城門。梁思成又跑到北京市委領導那里去反映意見，但依舊于事無補。于是，他只能在各種場合呼吁不要拆毀城墻，但卻受到指責和嘲笑，還有領導人說：反對拆除城墻，是黨員的要開除黨籍。
就在這一年，和梁思成一起提交《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的陳占祥被打成了右派。在此情況下，梁思成的努力白費了，北京城墻被拆毀了，對他的批判也開始了。對此，梁思成十分痛心，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為保護北京城墻而付出的努力。
為保護故宮和天安門而呼吁奔走
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在制訂建設規劃時，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梁思成則堅決不同意，并且為此而痛哭。后來，由于梁思成等人的堅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之議被擱置下來。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批評一些主張保護古代建筑的人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毛澤東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要拆除故宮，但有的領導干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問題。梁思成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寫了一個反對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報告，送給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找北京市有關領導商量此事，并明確提出不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北京市的領導同志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為了把這件事確定下來，周恩來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把這個意見定下來。
之后，他于1958年4月14日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紹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意見：每年由中央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筑一二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于分散。
正是根據這個意見，擴建長安街和在長安街建設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初步形成了。北京市按照周恩來這個意見，進行了反復研究、協商后，把保護故宮和天安門作為重點，于1958年9月搞了一個《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這個辦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張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人，見這個規劃突出了群眾性，也有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大工程，也就沒有話說了。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緊張，要拆除故宮，在故宮中建一條馬路，以方便交通，就連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也提出，北京城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他說：因為是古代建筑就絕對不能改變，是把事情絕對化了。我們必須改變，才不至于被前人的陰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邁進。在一片拆除聲中，一個要在故宮里建一個東西向馬路，把故宮中文華、武英二殿辟作娛樂場所的方案被提了出來。梁思成得知這一情況后，直接找到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提出反對意見。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反映給毛澤東。毛澤東對于這些老學者、老專家的態度很不滿意。許多不贊成拆除故宮的領導干部得知毛的這個態度后，就不再向他反映這個情況了。但梁思成并沒有放棄努力，他又去找周恩來。周聽了梁思成的意見后，明確表示，不贊成拆除故宮。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聽后，覺得周恩來的意見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就這樣，拆除故宮的方案被否定了。故宮能夠保留到今天，梁思成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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