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美國猶他州，一群充滿熱情的科學家在紅色沙漠中建立了一個火星模擬基地，他們身著太空服生活在基地中，模擬火星的生活。這一基地是在美國宇航局的幫助下建立的。生活在基地的科學家有4男2女，每次離開研究中心都必須通過一個氣閥。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對女科學家羅義來說并沒有什么不同。這位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像往常那樣一大早就來到學校，動筆寫起科研項目計劃書。

如果不是辦公樓刷卡處，物業保安給每位女教師準備了一朵鮮花，羅義可能都意識不到：“原來今天是我們的節日！”

她太忙了，忙到只能把今天也歸為“很常規”的一天。

羅義，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她奮戰在環境地球化學研究的第一線，探求中國河流環境中抗生素濫用與微生物耐藥性之間的關聯性，用于指導環境治理和保障人類健康。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高利也一樣。這天，她開了一上午的會，下午單位放假，還給了一張電影票，但她卻享受不了這個福利。像往年一樣，她把電影票送給別人，自己則關在辦公室繼續工作。

“晚上？也沒什么安排，繼續干活。”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高利說。

前不久，第十三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揭曉，包括羅義、高利在內的10位青年女科技工作者摘得這一獎項。這是她們作為女科學家罕有的舞臺，而在舞臺的背后，還有超過2400萬名的女科技工作者。

圍繞在這千萬名女科技工作者身上的，除了科研任務繁重、家庭事務忙，還有“女博士多，女院士少”現象、有“天花板”“漏油的管道”問題，甚至還有“女性不比男性聰明，不如男性擅長科學研究”的種種議論。

刷朋友圈才知道情人節到了，記不得上次逛街是什么時候

去年三八婦女節，羅義也沒給自己放假，同樣是躲在屋子里寫“本子”（科研人員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研基金申請書的俗稱，記者注，下同）。

事實上，這項工作從春節就開始了。在她的記憶里，“基本上沒有一個春節不在寫本子”。

羅義的研究對象是抗生素。曾有一篇文章寫道，一支美國科學團隊發現科羅拉多州河流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情況，并首次將抗生素作為一種環境污染物來看待。

羅義看后深受啟發，對抗生素的研究一發不可收，“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要在環境戰線上阻擊‘超級細菌’！”于是，她便又開始了研究計劃的申請。

每年的3月20日，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申請書提交截止的時間，不少科研工作者都會為之加班加點。女科學家自然也不例外。

羅義對此不會“長噓短嘆”，因為，對她而言，基本沒有節假日的概念：刷了微博、朋友圈，才知道原來這天是情人節；至于寒暑假，她給學生說的是寒暑假各兩周，一年加起來一個月，而對她來說，假期可能連兩周的時間都不到。

有年暑假，她帶著孩子去避暑，但也全天帶著電腦，收發郵件，給學生改文章和方案。“我都不記得上次逛街是什么時候了。”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第十三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獲得者陳玲玲，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人類基因組中的“暗物質”---長非編碼RNA（IncRNA），探索它們在正常生命活動中的關鍵作用，以及與疾病小胖威利癥，癌癥等發生的關聯。

高利對此感同身受。工作以后的三八婦女節，她幾乎都是在寫“本子”中度過的。

就連她的生日——3月3日，也常常在寫“本子”中度過。

高利是研究農作物病理學的，在她看來，玉米和小麥是我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所有可能危害它們、導致大幅減產的病害，都牽動著千千萬萬糧農的心。

她要做的，正是為一些容易導致嚴重后果的農作物病害，尋找快速診斷的方法，讓人們有可能在第一時間對病害發起“反擊”。

也因此，在她看來，寫“本子”是一項需要靜下心來，花時間好好梳理、推敲的工作。

不過，如果僅僅是科研教學任務重，倒不足以單獨拿女科學家這個群體來說事，加上被頻頻提及的家庭負擔，才構成她們較為完整的女性科學家形象。

一天耳邊響幾十遍“媽媽”，如何安心科研？

多年來，羅義幾乎一直是兩點一線式的工作和生活，用她的話說，“不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去辦公室的路上”。

這并非她主動選擇的結果。

羅義很羨慕同齡的男同事，因為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工作，可以把家當成辦公室，她卻不行，盡管丈夫很支持她——“家里不也有書房嗎？”

羅義聽男同事說，男同事進書房后，老婆孩子進房前都要先敲門。而羅義進了書房，卻仍免不了受兒子的“蹂躪”，“一天幾十遍的‘媽媽、媽媽’在我耳邊響，哪能安心工作？感情上也沒法忽略他的存在。”她說。

高利，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她投身于農作物病理學研究，攻克小麥矮腥黑粉病等蟲害的快速診斷難題，給農業生產、海關檢疫和病害防控帶來便利。

高利有時也會為之苦惱，在懷孕或哺乳期，女性會分很多精力在小孩身上，而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她也發現，孩子的班主任似乎更愿意和媽媽溝通，一些相應的作業處理、興趣班接送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媽媽頭上。

說到底，這是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的問題。正如高利所說，在家里，她總想在妻子、母親、孩子角色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在單位，她又有責任和義務指導學生、做好工作及分內的事情。為了兼顧研究、學生和孩子，有時她“要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面對取舍，高利的選擇通常是“家庭先退后”。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她說，尤其像她們研究農作物病害的，必須要遵循作物田間生長周期，播種前，要先布置好試驗設計；播種后，要根據病害發生規律；在其特定生長階段，調查其病害發生程度。

而調查病害，又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時，高利要奔向全國各地采集樣品，那是她一年最忙的時候。

相應地，家庭就顧不上了。她略帶玩笑似的說，“很羨慕那些學計算機的，帶著電腦在哪兒都可以工作！”可是，她所在的領域，不下地，就發現不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生產問題。

高利也因此常常在實驗室和家里兩個地方來回串。

有一次，高利對孩子說，“你也不提前和我聯系下，萬一我不在實驗室呢？”

孩子撒嬌似的白了她一眼：“至今還沒發現過‘萬一不在’的情況。”

不曾因為自己是女性就對工作降低要求。

這些矛盾的產生，有一個前提，即她們并沒有因為自己是女科學家，或一些纏身的家庭事務，而降低對自己在科研產出上的要求。

杜蘭，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雷達信號處理重點實驗室教授，她專注于雷達目標識別的研究，創新性地將“貝葉斯多任務機器學習”引入雷達的研發，并成功應用于中國首部定型的、具有目標分類功能的對警戒雷達。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雷達信號處理重點實驗室教授杜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無論是在求學讀書的時候，還是現在工作了，我都不曾因為自己是女性就對工作降低要求。”

因為她知道，不論是在能力上，還是智力上，男性女性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所能夠完成的工作任務也可以是一樣的。

居里夫人

杜蘭所在的研究領域，恰恰就是男性居多的雷達工程。

她師從雷達方面的權威保錚院士，所研究的是一個交叉方向，不僅涉及雷達相關專業的積累，更需要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模式識別等新知識。

真正嘗試過之后，不少人發現，理論與工程應用的結合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

比如，科研工作者需要根據雷達的具體型號，與其他單位展開合作。有些外場的條件艱苦，其實并不適合女性參加。杜蘭卻從不覺得“在工作上，男女有什么不一樣”。

相應地，女性還是自己的優勢。杜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凡是研究，即便是在工程應用領域，也需要算法等基礎研究，這時，女性耐心、細致的優勢就能有所體現。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女科技工作者協會會長王志珍也曾在多個場合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篇學術論文說過女性智商低于男性，而且我們還可以昂首挺胸地說，從某種意義上，女性的情商還高于男性。”

屠呦呦

她還提到，一些事例也證明，許多女科學家的確在自己的領域中做出了重大貢獻。比如，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研究員陳化蘭因其在禽流感病毒領域的研究兩次蟬聯素有“女性諾貝爾”美譽的“世界杰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今年年初，201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大榜”揭曉，其中被稱作中國科技界最高榮譽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設立17年來首次授予女科學家——中國中醫科學院屠呦呦研究員。

而在2015年10月，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首個獲得科學類諾貝爾獎的本土中國科學家。

周樹云，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她深耕于凝聚態物理領域，運用“角分辨率光電子譜”技術，在石墨烯、第二類拓撲半金屬、過渡金屬硫族化合物、新型拓撲材料以及異質結等新奇電子結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有人認為：“這一次，女科學家終于證明了自己！”清華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周樹云并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說法，但她覺得，女性科學家這些年正在用自己的實力，不斷證明自己并不輸給男性。

周樹云所在的凝聚態物理領域，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存在懸殊的男女比例。她自己的博士導師就是一位女教授，在周樹云開始讀博士的那一年，也正是導師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教職的時候。

在前幾年的時間里，周樹云看到導師一步一步從零開始建立研究小組，并且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導師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工作和生活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所以，女性到底適不適合從事科研，從來都不是我考慮的問題。”周樹云說，因為身邊有很好的榜樣。

每解決一個問題就會有一種成就感，喜歡并很享受這種成就感

高利也有過一段類似的經歷。那是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她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師從該校女農學家弗吉尼亞·沃爾伯特。

她眼中的弗吉尼亞，是一位非常認真、樂于追求真知的智者，而且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著勤奮的作風。

在斯坦福大學，有弗吉尼亞的團隊種下做實驗的玉米。已經60多歲的她，每天5點多就到學校去照顧玉米，7點50分到達辦公室，喝一杯咖啡，吃一兩塊餅干當作早餐，8點準時上班，開始做研究，或者和其他研究人員、學生探討學術問題。

斯坦福大學

直到天開始黑下來，這位可敬的老人才會回家。高利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弗吉尼亞沒有建立家庭，養了兩只貓陪伴自己，如果出差，就把兩只貓交給鄰居看管，而她則把幾乎一切的時間都放在了工作上。

高利說，這其實就是一種言傳身教，盡管自己沒有弗吉尼亞“那么拼”，但會學習她對待工作的態度——提高工作效率，擠出時間，把時間拉寬了，來兼顧工作與生活。

“她讓我看到了女科學家全神貫注工作時的美麗和光芒！”高利說。

事實上，不管是受到女性前輩的感召，還是被科學研究本身的吸引，女性之所以投身科研工作，往往也是跟著她們自己的內心在走。

羅義說自己從小就對未知的事物感興趣，有好奇心，喜歡攻克難題，喜歡在科研過程中解決問題。她說：“我喜歡并享受這種科研帶給我的成就感。”

相應地，對于這個領域是否是男性科學家在主導，或是團隊成員是男性多還是女性多，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王艷麗，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她揭開細菌免疫系統CRISPR的工作原理，為這一基因組編輯技術在工業、農業、醫藥和生物技術等方面的應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王艷麗的研究是關于細菌與病毒之間的斗爭。

王艷麗為這樣精彩絕倫的戰役所著迷，于是，擅長分子生物學和結構生物學的她，決心徹底搞明白這其中的作用機理。

范金燕是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數學家在大眾的心中往往是種邏輯性強、過度理性的形象，她卻自認為在生活中是個感性、簡單的人。因為，她的研究對象“非線性優化”，可以套用到生活之中——為復雜的世界求得“最優解”。

比如，那個對很多女科學家來說致命的難題“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范金燕說，如何平衡取決于不同人的想法，不過她相信，一定有一個“最優解”。

編輯：劉昶榮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邱晨輝 實習生 張帥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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