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三
中醫藥文化是汲取了中華文化的精華而產生的。
她從中華文化中獲取了《周易》及釋、道、儒、兵等諸家豐富的思想營養，交織著天、地、人之間的和諧，與當時的哲理、歷法、天文、地理等相互依存、相互促進，閃耀著東方文化的璀璨光芒。
從古代的經史子集，到歷代的詩詞歌賦，無不充實著中醫藥文化。
《山海經》中記載著中藥的名稱與功效，《詩經》里傳頌著中醫藥故事，《唐詩》《宋詞》留下了多少中醫藥文化名句，《紅樓夢》中列舉了諸多中醫方藥……
從這些傳統文化的優秀書籍中，不難看出中醫藥學既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同時也從醫學方面體現了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醫藥學起源于我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生活實踐，通過將生活實踐對生理、病理和自然現象的認識與古代哲學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獨立的理論體系，并隨著時代的發展，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和完善。
中醫藥學的生命力，在于其理論構架的完整性、理論體系的開放性、思維方法的科學性和明確的臨床療效。
隨著中國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中醫藥學已經遠播世界130多個國家，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談到科學，實際上，任何科學都是相對真理，只不過它對一個對象的說明相對更為合理，更為正確而已。
從這樣的角度說，中醫學也是科學，它是對人的生理、病理的理論說明和解釋，而這種說明和解釋在今天來看，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符合人的生理、病理規律的，進一步說，用這種理論和方法來治療疾病能夠取得相應的效果。
在今天，“科學無國界”是一個常識，因此，當代數學譜系中只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符號概念，而絕對找不到“法國數學”、“美國幾何”、“荷蘭代數”、“德國數論”之類的體系與類型概念。
這一點不同于人文學科，譬如日本文學與美國文學相異，法國繪畫與中國繪畫各別。
科技領域里即偏偏有一個頑強的“中國醫學”概念的存在，實在是一個特例，它說明中西醫學的整合尚有一定難度，也說明中國醫學具有較濃的人文特征。
人文是科學的先導，科學是人文的基礎。
中醫是科學精神與人文方法的結合體。
從認識上講，人們取得經驗，然后上升為科學理論，都要有一個過程，而經驗是不斷產生并積累起來的，而且大多數情況，正是經驗成為科學理論新鮮的生長點。
認清這一點既有利于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醫，也有利于保持和挖掘中醫獨特的思想精華。
在研究中，不至于迷失，才不會把認識問題混淆于本體論問題；把邏輯問題誤認為實在論問題；把文化差異錯當自然差異；將方法差異當成客體差異。
中醫學的理論概念和范疇包含人文概念和范疇。
中醫學概念的產生，既有實證發現的結果，又是文化哲學的結晶。
如作為中醫理論體系核心的氣、陰陽五行就是直接從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中移植過來，并加以演繹。
中醫除了應用氣、陰陽、五行等自然哲學理論來建構理論體系之外，還借助政治文化概念來說明人的生理、病理現象。
如反映臟腑關系的十二官；反映藥物類別的上、中、下品；反映生理的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藥物配伍中的君、臣、佐、使等。
有人根據中醫學這一特點，將中醫學定位于“理論形式的人文哲學性質和實踐內容的自然科學性質”。
從醫學發展史上看，醫學與哲學的關系是相互依賴的。
有人往往錯誤地認為醫學的發展可以不依賴于哲學，而不懂得“科學離不開哲學方法論”（愛因斯坦語），不懂得“自然研究家盡管可以采取他們愿意采取的態度，但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08頁，1995年版）。
醫學需要哲學，醫學前沿問題、難點、熱點問題的研究尤其需要哲學。
因為，哲學對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著對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哲學的本質是批判，是創新，是克服片面性，是全面地、發展地認識問題，促進事物前進、發展。這恰恰是當代醫學發展所必需的。
哲學也需要醫學。
哲學是在直面現實、回答現實提出的重大問題的過程中存在和發展的、哲學的價值和功能是在反映現實、研究現實、指導現實的過程中實現的。
置身醫學研究的前沿，用哲學的目光審視醫學的歷史、現狀、總結經驗、推測未來，探索、解決醫學前沿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研究醫學前沿的哲學問題，是哲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
因此，醫學與哲學相連相依，中醫學也是這樣。
中華祖先在同疾病的斗爭中總結積累了豐富的診療經驗，但單憑經驗的堆砌并不能形成中醫藥學體系，而中國古代哲學為中醫藥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論框架。
因而，中醫又是哲學的科學，它的誕生是中國古代哲學與醫療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中醫藥哲學風格。
比如氣一元論是中醫藥學的唯物基礎，也是中醫整體綜合思維模式的理論基礎；陰陽學說體現了中醫藥哲學的辯證法思想；五行學說是中醫藥哲學的方法論手段；中醫強調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是哲學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典型代表。
中醫藥學正是具有這樣醫學與哲學結合的牢固根基，才能在歷史的風雨中巋然不動。
中醫文化在技術層面上說是臨床實用的技術文化；從理論層面上說是一種學術文化。
與任何一門科學一樣，中醫學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盡管還存在不足，但其科學內核及其本質的光輝是掩蓋不住的。
特別是它作為生態學理論及系統科學的前驅性和前瞻性，是其他醫學科學望塵莫及的。
誠如英國皇家醫學會終身院士馬伯英教授解讀：“中醫風靡世界是一例，道家哲學、儒家哲學、孫子兵法等在世界受追捧，武術和中餐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贊揚更是眾所周知的例子。
要用科學和哲學改造傳統文化以‘救中國’，為什么不從自己國家那些優質文化中去發掘提煉呢？
先破后立——先破壞后建立，實是敗家子行為，教訓還少嗎？”
確實如此。
比如，我們現在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是從西方引進來，把它本土化，然后引起東西方文明的共鳴。
而實際上，是老子的自然哲學走在最前面。
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然”，運用到人類社會跟自然關系上，就是人類要學會尊重自然、順從自然、了解自然、認識自然，然后才能享受自然。
用今天的概念，老子就是人類世界最早倡導可持續發展觀的東方巨人。
“自然”概念運用到人類社會的治理上，就是無為而治，政府做政府應當做的事，百姓做百姓自然而然應當做的事。
評價一個社會的最高和最后的標準，就是“以百姓之心為心”，百姓對政府是不知有之，還是親而譽之、畏之，還是侮之，就是好社會與壞社會的四種標準。
可以說，老子的政治哲學比西方任何一家政治哲學都要好，都要到位。
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最有價值的內容是他倡導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和人才主義。
孔子的仁學就是人學，人學在個人修身養性方面就是人的內心的道德教化，在國家治理方面就是以人為本，以民為本。
漢初的賈誼發揮以民為本的思想，提出了“國以民為命”、“國以民為本”、“國以民為力”、“國以民為功”等命題。
從價值倫理層面上，“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的思想，大大高于以資為本和以權貴為本的社會。
很遺憾，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文化中的精華與政治現實的結合比較弱，比較少，比較不自覺。
什么是中國文化的精華？
什么是我們民族文化最好的東西？
我們沒有經過西方文藝復興那樣一個自覺的梳理、分析、批判、吸收、繼承和改造。
我們要么全盤繼承、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要么全盤否定，把幾千年歷史文化貼一個標簽，叫“為封建專制服務的思想工具”。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們不知道。
中國能夠提供什么樣的價值觀？
實際上，中國的歷史文化的精華中是包括了不少很好的價值觀念的。
我們前面提到的老子、孔子的思想精華直到今天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見2012年12月20日《參考消息》——《“華夏主義”助推中華文明走向世界》一文）。
然而，身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竟然會說：“中國傳統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醫就知道了”。
真是一派胡言！
形成中醫藥學的文化背景，是傳承數千年的中華文化。
從世界文化的繼承來說，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它超常的堅韌，保持著完整、連續的狀態，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其理論思維模式的科學性。
而中醫藥文化正是吸取了中化文化的精華而產生的。
古代醫家如孫思邈、張景岳、李時珍等，他們既是醫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文學家。
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名聞后世，享譽中外，除此之外，他還是一位造詣頗深的詩人。
“浮脈唯從肉上行，如循榆莢似毛輕；三秋得令知無恙，久病逢之卻可驚”，一首七絕“浮脈”寫得樸實無華，但卻形象生動達意，可謂是科學和文藝的巧妙結合。
同樣，許多文學家也頗通醫術，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可見一斑。
如《西游記》三十六回，吳承恩在描述唐僧去西天取經途中遇到種種艱辛磨難，巧用中藥加以總結：
“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趕馬兜鈴。尋坡轉澗求荊芥，邁嶺登山拜茯苓。防已一身如竹瀝，茴香何日拜朝廷。”非常形象生動！
文學巨著《紅樓夢》中描寫了大量的醫學活動。
據統計，《紅樓夢》中涉及的醫藥衛生知識計290多處，描寫的病例114種，中醫病案13個，方劑45個，中藥125種，西藥3種，一部小說中包含如此豐富的醫藥知識，這在中外文學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文化對民眾的浸染是潤物細無聲卻深入骨髓的，正是這一層層文化積淀，中醫藥學才能不斷厚積薄發。
無論是回顧過去、正視今天，還是展望未來，中醫藥學的發生發展、發掘發揚，除了依靠臨床實踐的深入研究和先進科技的促進推動外，還必須依賴文化滋養而壯其根基，否認中醫藥學文化屬性即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
中醫學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醫乃仁術”便是這種精神的高度概括。
在中醫學看來，真正的醫應當是“仁”與“術”的結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統一。
發掘和弘揚“醫乃仁術”的科學及人文精神，對于克服醫學技術主義和醫學科學主義的弊端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中醫理論是以古代哲學中的陰陽五行為推理、演繹工具，以臟象經絡、氣血津液為理論內核的學術體系。
它來自古人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生活實踐，能夠有效地指導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并在臨床實踐中不斷地得到檢驗與發展。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有歷史記載的文明史有5000余年。
在漫長的文明史中，乃至更長的史前時代，古代先民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人們對自身的生理、病理現象逐步產生了一些零散的認識。
如發現人有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膀胱、胃、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筋、肉等臟腑器官，并發現心與血脈、肺與呼吸的關聯性等。
除了對自身生理現象的探索外，人們還發現一些病理現象與外界環境的關聯性，如受寒后可以產生疼痛，而溫熱可使疼痛減輕，按壓身體的某些部位可使病痛減輕，食用某些植物或動物可消除某些癥狀。
這些樸素的生活經驗通過口傳心授或文字記載，世代相傳，為醫學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當醫學實踐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醫學家們迫切需要尋求一種理論對其加以解釋，使之上升為醫學理論。
任何理論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哲學背景和科學背景，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
中醫理論在形成過程中，就吸收了當時的精氣學說、陰陽五行學說。
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是“氣”的精粹部分，世界萬物都是由“精氣”所構成，人體自然也是由“精氣”匯聚而成。
陰陽表示萬事萬物相互對立、相互依從的兩種屬性，具有無限可分性。
五行表示木、火、土、金、水這五種事物之間相互轉化、相互制約的屬性，將五行學說應用于人體，衍生出五臟、五腑、五體、五官、五液、五志、形成人體的臟象系統。
在這個系統里，人體內在的臟腑與外在的形體官竅、排泄物及情志活動形成了有機的聯系。
當然，這種聯系絕不是胡亂聯系，而是基于古人對人體生理病理現象長期觀察的生活實踐的。
古人認識人體生理現象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取類比象，由外在的生理現象推測內在的臟腑功能，臟腑是“藏于內而象于外”的。
五臟系統是人體的五種功能系統，它與西醫的臟器功能是不能完全對應的。
如中醫認為心主神志，在西醫則認為腦主神志；脾主運化，飲食物的消化、吸收離不開脾，而西醫可將脾進行切除。
將陰陽五行學說與五臟系統聯系起來，可以解釋人體生理功能之間、病理變化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
因此，中醫理論體現了關系和調控思維，它主要研究人體生理功能之間、病理變化之間的關系，難以用現代科學方法對其進行實證。
中醫理論在其形成過程中，出現三次大的升華，每次都是臨床實踐推動的結果。
首先，春秋戰國至秦漢，是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時期，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的成書為標志。
《黃帝內經》基本確立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神農本草經》確立了中藥學的理論體系，《傷寒雜病論》確立了以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臨床診療體系。
復經兩晉到五代700年的醫療實踐興起了宋金元時代中醫理論的發展和深化，出現了以“金元四大家”為代表的學術爭鳴。
最后經明清500多年的實踐，溫病學說的崛起，醫學各科的成就，使中醫理論逐步走向完善成熟。
縱觀中醫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史，生活實踐、臨床經驗始終是中醫理論的源頭活水，當時的科學背景、哲學背景、文化背景則是中醫理論形成的工具和手段。
不能指導實踐的理論，只能是空洞的理論；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只能是盲目的實踐。
中醫理論從產生之日起，就有效地指導著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
臨證時，應先通過望聞問切的四診手段，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辯明其所患的疾病，確定其證型及體質特點；再判明其病因病機，擬定治療方劑和藥物。
這種臨床思維過程，就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進行辨證論治、確立理法方藥的過程。
中醫治療疾病，依靠的是中藥、針炙、推拿等治療手段。
這些治療手段均是通過調整人體臟腑經絡的陰陽氣血平衡而發揮療效的，對其功效的表述均打上了中醫臟腑經絡、陰陽氣血津液理論的烙印。
離開中醫理論的指導，就無法去組方遣藥、選擇穴位。
現在臨床上有些中醫師不是用中醫理論，而是用西醫理論指導組方用藥。
如見到病毒性感冒、肝炎，便用清熱解毒藥，見到結石便用利水通淋藥，遇到便秘就用瀉下藥，全然不辨疾病的證型，這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倒退而不是創新。
離開中醫理論指導的藥不是中藥，如黃連素、麻黃素、川芎嗪、人參皂苷等中藥提取物不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沒有性味歸經，所以不是中藥。
如原發性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若用中藥降血壓、血脂、血糖，其療效永遠趕不上西藥。
但采用中醫辨證論治的方法組方用藥，可以調整人體陰陽氣血的偏頗，減少或推遲并發癥的產生，從而發揮輔助治療作用。
再如針灸治療瘧疾，關鍵是調整人體的陰陽平衡，恢復正氣，從而治愈疾病，并不是針刺能殺死瘧原蟲，這就體現了中醫理論對臨床的指導作用。
如果拋棄中醫理論的指導作用，只在中藥藥理學或現代實驗中醫學的結論中尋找理法方藥，或以驗方守方治病，在失去臨床療效的同時，還會失去對中醫學的信念與從事中醫學研究的自信。
目前，對于中醫藏象實質的研究及中藥藥理學的研究結論均不能回歸到中醫理論本身，這種“肢解”中醫理論的錯誤做法，尚未被證實對中醫臨床水平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
如果不去把握中醫理論的特質，一味地采用分析還原的方法研究中醫臟腑、經絡的實質，單純用現代藥理學方法去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就不能將研究成果與中醫理論有效地對接起來，從而逐漸喪失中醫理論對臨床的指導作用，不可避免地走上“廢醫存藥”的道路。
因此，必須擺脫純實證研究的思維路線，按照中醫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回歸到自身理論的源頭，實現中醫理論的自主型創新。
任何理論的產生都有其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中醫理論也不例外。
科技發展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假使在理論上始終沒有本質的突破，它的活力將日漸減弱。
中醫理論來自實踐，指導著實踐，應在實踐中求得發展，應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發展道路。
明清以降，溫病學說之后，中醫理論始終沒有大的突破，呈現出超常穩態。
中醫理論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
理論體系不完善，如病因病機未包含物理因素、化學因素、生物因素；中醫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外延廣泛，一詞多義和易地而變；中醫理論的發展滯后于臨床實踐。
目前，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疾病譜發生了變易，新問題、新現象大量涌向臨床，而中醫理論未能依據新的事實進行理性概括與提煉，產生嶄新的理論，而是多從前人的論述中尋找說理依據，致使中醫理論明顯滯后于臨床實踐。
例如，中醫的病名缺乏社會認同，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患者均有胃痛的表現，中醫病名是“胃痛”，西醫則需要進一步檢查以便明確是慢性胃炎還是消化性潰瘍。
若給患者一個“胃痛”的診斷，甚至“胃陰虛”、“腸胃不和”之類的診斷，患者必不能滿意，一定會認為醫生不會診病。
再如，中醫在辨證論治時常存在“無證可辨”的情況，如單純的表面抗原陽性、抗精子抗體陽性引起的免疫性不育，很難對其進行辨證論治。
這是因為，古代醫療經驗在上升為中醫理論時，已與那個特定時代的哲學、天文學、氣象學、歷法學、地理學、文學、史學、倫理等諸多概念范疇融合在一起了。
它一開始就具有的模糊性、不確定性、籠統的直觀性，與現代科學語言是無法統一的。
在中醫學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業已衰落的今天，不創新與發展中醫理論，就不能適應臨床實踐的需要；而創新與發展的動力，只能來自臨床實踐。
目前，面對中醫學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
臟象經絡、氣血津液、病因病機是中醫理論的內核，關系與調控思維、象思維、一元論哲學思維和復雜思維已滲透其中，無法對其進行實證還原；保持其內核與特質不變，就無法與現代科技進行有效對接。
針對中醫理論的發展問題，有人堅持中醫理論的自主型創新，有人主張解構與重建，有人主張剝離中醫理論中陰陽五行等哲學屬性，更有甚者主張“廢醫存藥”。
正確的發展道路是什么？
應保持中醫理論的特質和內核，形成開放體系，廣泛吸納現代科技成果，在與現代科技、現代文化的碰撞中堅持“和而不同”，善于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并提升到理論層次。
新理論的形成需要醞釀，我們目前進行的理論探索與臨床實踐也許還處在醞釀階段。
總有一天，中醫理論會在現代研究的基礎上呈現突破性發展，造福于人類健康事業。
中醫藥在幾千年漫長的醫學實踐中所形成的獨特的理論體系，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科學內涵。
在西方醫學盛行的今天，中醫藥依然在為中國乃至全人類衛生健康事業作出貢獻。
一個民族的衰落不外乎兩大原因：一是戰爭，二是瘟疫。
中國的戰爭沒有少打，從黃帝戰蚩尤開始打過無數次，瘟疫也經歷過無數次，是誰保護了中華民族的健康？
幾千年來中醫中藥成為我國人民賴以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對人民的醫療保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英國醫生非利浦·弗農在接受采訪時說，上世紀70年代歐洲的國民保健系統已經出現資金不足的問題，而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中國，人民的健康狀況卻不錯，這足以說明中醫藥的療效很不錯。
醫藥學之所以能夠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卓越貢獻，靠的是其卓越的療效，而不是什么“裝腔作勢，欺騙患者”。
中醫學的有效性是與其科學性緊密相連的。
時至今日，中醫仍是我國衛生事業的特色和優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在急腹癥、骨折、宮外孕和中醫藥抗衰老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效。
近年來中醫藥治療多種免疫病的療效已為大量的臨床實踐所證實，如對支氣管哮喘、過敏性紫癜、類風濕、重癥肌無力、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新生兒溶血等都有一定或較好療效。
不僅如此，中醫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治重大疾病方面，也以自己的療效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2003年在對SARS一戰中，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國內地為7%、臺灣27%、香港17%，中國內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臺灣和香港地區。
廣州與香港地理氣候、生活習慣都有可比性，為什么差別那么大呢？
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內地有中醫藥。
有關資料顯示，由于中醫藥的參與
①降低了死亡率。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SARS病人，無一例死亡，醫護人員也無一人感染。
鐘南山院士所在醫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
其中中醫介入治療71人，僅1人死亡；廣州中醫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國最低，不到4%，而全國約7%。
②減少了后遺癥。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藥物，西醫治療的SARS病人患肺部纖維化和骨壞死病的人達1/3以上，而以中醫為主治療的SARS病人至今尚未發現特別的后遺癥。
③降低了治療成本。
西醫治療一個SARS病人的平均費用是5—10萬元，而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 院以中醫為主治療SARS病人，費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中醫治療SARS的特殊作用（療效）與意義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認同，提出建議要將中醫納入公共突發事件臨床救治體系。
有關資料還顯示，從2003年開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先后在11個省（區、市）運用中醫藥治療艾滋病截至2005年6月，接受中醫藥治療的病例總數達2700多人。
實踐表明，通過辨證論治和固定方相結合，可以增強或穩定艾滋病人機體的免疫功能，改善癥狀，減輕患者的痛苦，提高生存質量，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
這些公認的事實難道證明中醫是無效的嗎？
這些成績的取得依靠的難道僅僅只是所謂的“安慰劑效應”嗎？
正因為中醫有確實的療效，中國人民接受了中醫，世界人民也在接受中醫。
近幾年世界范圍的“中醫藥熱”、“針灸熱”也正印證了這一點。
針灸作為我國獨特的治療方法，現在已可治療300多種疾病，如2004年德國大學領導的兩項大型研究顯示，針炙對骶骨和膝關節慢性疼痛的療效要比現代醫學標準療法好。
它無可辯駁的有效性正被大量的臨床和實驗所證實。
離開了療效，中醫藥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假使沒有療效，中醫即使走向全世界，不勞某些人煞費苦心地取消也會自己消亡。
中醫藥確切的臨床療效是不爭的事實，是中醫藥科學性的最好代表和集中體現。
中醫、西醫本是兩個不同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其臨床方法與評判標準基本無法兼容。
但中醫得不到現行醫療理念與制度的基本承認，中醫的診病治病與效驗，大都采用西醫標準來判定。
將西醫作為唯一標準，不承認中醫臨床“實踐標準”，只能造成對中醫臨床療效的片面否定，不可能對中醫療效進行客觀評價。
按照西醫的觀點，病是由病原或者外物引起人體器官的病變或者傷害，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理化檢查來確診；中醫的觀點是當人覺得持續的不舒服時，就算病了。
很多中醫的病，也就是病人覺得痛苦的癥狀，西醫并不認為是病，甚至不予治療。
臨床中有這樣的情況，如腳踝骨折的患者，治療后經西醫檢查骨頭沒問題即認為痊愈，中止治療；但患都總感覺行走時不適，甚至超過半年，針灸治療幾次便可以有效改善這些不適，但以西醫標準判斷能不能算是療效便成為問題了。
現行醫學療效評價多以生物學指標為主，如臨床癥狀、體征、病理學檢查、實驗室指標等，甚至有的僅僅以生物學指標為標準，難以對患者的主觀感受、生存質量進行全面評價。
例如目前對腫瘤的臨床療效評價主要采用兩種方法，即生存時間和緩解率，緩解率主要通過影像學檢查判斷，臨床癥狀的變化亦作為療效評價依據。
因為醫生充當評價的主體，患者雖然是患病的主體，卻僅僅被動地作為評價的客體，從而忽視了患者對治療的主觀感受。
比如，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經治療前列腺液中白細胞降至正常，西醫認為算是痊愈，但此時相當多的患者主觀癥狀得不到緩解，仍訴會陰不適，小腹疼痛等等。
中醫治療更注重這些癥狀及生存質量，同時全面考慮自然、社會對人體的影響，實質上是一個動態調整患者生存質量的過程。
因此，有人認為生存質量評價引入中醫藥學將客觀反映中醫學自身特點。
既然中、西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醫學體系，就不宜用同一標準來管理，這正如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在否定“廢止舊醫案”所言：“不能讓牧師管和尚！”
中醫療效不一定像西醫一樣，全部要用實驗室的東西來證明，關鍵是患者的評價，患者只會選擇實踐證明對于自己病癥治療效果最好的治療手段。
縱觀“廢除中醫中藥論”者的言論，分析其思想根源不難發現，他們用來評價科學的標準，那就是唯有實證了的一切事物才是科學，凡是現在沒發現的東西都不是科學，凡是不按照實證標準的都是偽科學。
按照這種實證主義的觀點，一切事物必須通過科學檢驗證明他的存在，它才是存在的；一切理論必須通過科學實驗證明它才是科學的。
于是乎便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科學無法發現經絡的實質，那么經絡就是不存在的；現代科學尚未搞清中藥治療疾病的原理，那么中藥就是蘿卜干；而對于他們根本搞不懂的“陰陽五行”則干脆稱之為封建糟粕。
這種論點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現代科學沒檢驗到的就是不存在的嗎？或者檢驗到沒辦法說清楚的難道就是錯誤的，是偽科學嗎？
舉例說，在電場和磁場沒有被檢驗到和證明前，難道電場和磁場就不存在嗎？
難道原子在被發現之前，原子就不存在嗎？
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因為他不知道，或者他沒看到，或者他理解不了，所以那個東西就是假的，不存在的，不科學的。
這種實證主義的觀點片面夸大了“實證”的方法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把“實證”的方法凌駕于其他科學研究方法之上，甚至完全忽視其他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研究中的巨大作用。
這種把“實證”的方法當作檢驗科學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完全違背了科學的精神，是一種典型的“科學主義”的觀點。
當代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在其《反對方法》一書中，通過大量科學史案例研究顯示出，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有效的科學方法程序，任何方法論規范都事實上禁錮了科學家的創造力，保護了舊的理論，而窒息了新理論的誕生，唯一不禁止科學進步的方法論原則就是什么方法都行。
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對這種完全違背了科學精神的愚癡予以了痛斥：
“這種‘科學主義’的偏見，并不是真正探索真理的精神，而是一種對科學方法和科學語言奴性十足的模仿。
它們確實反映著一種沒有絲毫科學性可言的迷信，因為它們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就把其他學科的思維習慣運用到不同的學術領域，無視這個領域和形成這種習慣的領域有巨大差別。
這種‘科學主義’與真正的科學精神不同，她并不是一種不帶有偏見的立場，而一種帶有嚴重偏見的立場。
它在對一門學問的具體內容深入思考之前，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當的方式。”
用這段話來對照一下何祚庥、方舟子、張功耀等人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實證“并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方法，科學研究還需要其他的研究方法，如系統的方法，思維的方法等；也并不是所有的科學都可以用 “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的，如量子力學，宇宙物理學等學科都不是只用“實證”的方法就研究得了的。
把“實證”的方法當作唯一的工具去評價中醫的科學性是不合理的。
阿爾文·托夫勒在給諾貝爾獎獲得者伊·普里高金《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一書的前言中寫到：
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盡可能小的一些部分。
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
而伊·普里高金花了一生精力試圖去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具體地說“就是把生物學和物理學重新裝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裝到一起，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重新裝到一起”。
而伊·普里高金本人及伊·斯唐熱在為該書中譯本序言中熱情地寫道：
“中國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術實踐，中國文明對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有著深刻理解。
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萊布尼茲，也因對中國的冥想而著稱，把中國想象為文化成就和知識成就的真正典范。”
他還在序中指出：“因此，中國思想對于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的范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
對中國文明他真實地表述了以下思想：“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當作為胚胎學家的李約瑟由于在西方科學機械論理想（以服從普適定律的慣性物質的思想為中心）中無法找到適合于認識胚胎發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時，他先是轉向唯物辯證法，然后轉向了中國思想。
從那以后，李約瑟便傾其畢生精力去研究中國的科學和文明。
他的著作是我們了解并反映我們自己的科學傳統文化特色與不足的寶貴資料。
第二個例子是尼爾斯·玻爾，他對他的互補性概念和中國的陰陽概念的接近深有體會，以致他把陰陽作為他的標志。
這個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思想起源的。和胚胎學一樣，量子力學也使我們直接面對‘自然規律’的含義問題。”
這是外國學者對中醫思維特點的公正評價。
中西醫學是兩種異質文化，但兩者又畢竟都是對人體生命運動和疾病規律的認識。
人體本身是多樣性的統一，本質上是對立的統一，綜合與分析、宏觀與微觀、結構與功能、黑箱與白箱、線性與混沌，思辨與實證，都要辯證地去看，從文化角度去求得認同。
作為現代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的普利高津曾指出：“現代科學的發展，更符合中國哲學思想，我們正朝著新的綜合前進，向著新的自然主義前進。
這個新的自然主義，將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其對實驗的強調和定量的表述，和自發組織世界的觀點與中國傳統結合起來”（《對科學的挑戰》）。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深刻地看到，西方文化也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其形成與發展表現著緊隨科學技術與人類進步的時代特征，中醫藥文化亦應廣納西醫藥文化以豐富自身，在不同質的文化交流碰撞中，在不斷交融、提煉中獲得升華，實現中醫藥文化的創新，作為對新世紀各種挑戰的回應。
隨著科學技術和醫學在高度分化基礎上走上高度綜合，為兩種不可通約的醫學理論體系架起了相互溝通的橋梁，出現了互相走近的可能。
20世紀80年代，李政道在國內講學時說，西方自然科學重機械化，重分析與征服；東方則較重哲學的總體精神把握，強調對自然的理解與和諧。
他說：“古典物理學只是一種近似真理而非真理，牛頓力學應被量子力學所代替，在量子力學中有一條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測不準定律，說明我們永遠測不準一切。
測準了一方面，就一定測不準另一方面。
所以這些道理都和《易經》學說相近。
《周易·系辭》：‘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數字所能分能窮的”（見《周易十日談》，上海書店1992年版）。
楊振寧在講述中國科技文化發展問題時談到，《周易》曾對重大科學理論有過重要啟示。
法國著名科學家拉普拉斯曾提出過著名的統一場論的命題，愛因斯坦做了后半生努力亦無所果。
當今有人驚奇地發現，中國幾千年以前的太極八卦圖竟是宇宙統一模式圖、宇宙統一方程式。
楊振寧通過多年的對《周易》的研究指出，其對世界萬事萬物相互變化的觀點、陰陽互變、陰陽互根的原理、六十四卦的變化，啟發他與李政道一起打破了宇宙守恒定律，從而發現了弱相互作用條件下的宇宙不守恒定律。
這一重大發現使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波爾也選擇太極圖作他的爵士徽章。
無怪乎國外有學者一再指出，中醫藥理論包含著若干諾貝爾獎的命題，中國要獲諾貝爾獎，最有希望的是中醫藥。
現如今，科學界對“歷史”和“現代”有了新的認同，常澤宗先生在《科學史十論》中說：
“從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重新發現這個事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重要引申：當一位久遠的科學家的思想方法或理論被用為現今理論的一部分時，也可以把它看做‘現代的’。”
因此，1969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獲得者，生物物理學家德爾布律克就把亞里士多德看做是分子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
他們認為學科和問題的歷史只要同我們現今所關注的課題屬于相同的知識傳統和范式，就應該同現代相當。
科學如此，音樂、繪畫也是如此，你能說比才的《卡門》、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樂》，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是歷史嗎？
你能說達·芬奇、畢加索的繪畫是歷史嗎？
說到中醫學對于現代社會和現代科學研究的意義，可以舉幾個例子：諾貝爾物理學獎、哥本哈根學派代表人物玻爾發現，他最得意的科學創見——互補思想在中國古代文明中早就是一塊哲學基石，太極圖就是互補原理最好的標志和象征。
因此他把太極圖作為自己的“族徽”或“圖騰”。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說：“當重溫中國的古典著作時，最使我驚奇的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竟能在那么早的年代擺脫了各種原始成見。”
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普利高津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著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和，現代新科學的發展，近十年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如托姆突變理論、重整化群、分支點理論等，都更符合中國的哲學思想。”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中國文化與科學》演講，在談到傳統文化以歸納法求“理”，通過抽象化求“內外一致”時講道：
“今天的中醫，不只在中國社會，在西方也有重要地位了。
中醫說起對于人體的了解，總結出幾個字：‘陰陽，表里，寒熱，虛實……’
它的精神就是要把關于人的身體、人的疾病這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歸納成幾個字，而從這幾個字來了解人的身體結構跟人的疾病是怎么回事，這是傳統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現。”
協同學的建立者、德國物理學家哈肯說：“我認為協同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在整體觀念上有很深的聯系……
雖然亞里士多德也說過整體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具體問題進行分析時，就忘記這一點，而中醫卻成功地應用了整體思維來研究人、人體和防治疾病，從這個意義上中醫比西醫優越得多。”
中醫學的理論特質不僅具有現代品質，還具有引領未來的品質。
如我們知道，生態學研究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與包括自然和社會環境在內的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文明是人類未來的新文明形態，而中醫學崇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整體論的生命理論，有著深刻的生態學意義。
中醫要向前發展，一定要注重幾個原則：
①秉承血脈——回到自身理論的源頭。
②不要忘記自己是誰——把握中醫學的主體性。
③不要忘了老祖宗——還要下大力氣繼承。
④不斷注入新的活力——與時俱進。
⑤讓奇峰突起——再現流派紛呈。
東方文明曾一度被世界近代西方文明所冷漠。
在科學技術由分析時代向系統轉換中，時代重新發現了中醫，科學在重新認識中醫，文化在重新側目于中醫，我們每一個熱愛中醫的中華兒女都應以戛戛獨造的膽識與真血性、真情懷、開辟出中醫學的新境界，為我們這個民族，為我們這個世界、為我們人類的健康，做出新的貢獻。
“廢除中醫中藥論”者認為，中醫不講實證，所以不科學。事實上，中醫藥學從古至今，從未放棄過研究實體。
如《靈樞》中《經水》、《骨度》、《平人絕谷》、《腸胃》篇就講尸體解剖；趙獻可、王清任也重視尸體解剖；《洗冤錄》更重尸檢骨圖。
《內經》、《難經》中就有有關人的食道與消化道長度比例的描述，與現代解剖學的研究結果基本相同。
中醫學也講動物實驗的，8世紀陳藏器用白米喂養貓、犬，觀察到“腳屈不能行”，驗知腳氣的病因。
中醫藥學中疾病與癥候之間的關系也是通過實證得來，如《諸病源候論》對病癥嚴格描述、分類診斷，全書50卷，具體而細微地描述了1739種疾病和癥候，在每種病或癥之下，多列出癥狀觀察、預后和病因推斷。
例如消渴，“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多癰疽”；麻風，“覺皮膚不仁”、“眉睫墮落”、“鼻柱崩倒”。
這些細心客觀的描述，主要來源于臨床實踐，涉及理論之處較少。
科學探索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人類進行的科學活動永遠不會停止，所有的科學結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對于知識的新增量，在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情況下，只能存疑。
即便是近代西方的任何一門科學，也只是從很狹小的一個側面在探索、試圖窺測真理，它遠遠沒有認識真理，它本身就應是一種探索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對其本身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在探索之中。
把近代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方法論用作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是絕對錯誤的。
據2012年12月26日的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網站報道：
最新研究表明，物質有500多種相態，而并非過去教科書上所說的固態、液態、氣態三種。
可見，神圣的科學也在時時修正自己的錯誤。
醫學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評價一種醫學是不是科學，不在于它的理論是不是能被實驗所驗證，而在于其在臨床應用中是否有效，是否能真正解決患者的病痛。
中醫學的旺盛的生命力正來源于其臨床應用中所體現出來的確切的療效。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疾病譜發生重大變化，身心疾病和高血壓、糖尿病等現代文明病取代傳染性疾病成為疾病譜的主體，現代醫學在應付此類疾病方面所表現出的無能為力表明現代醫學急需完善和補充，而中醫學在治療身心疾病及現代文明病的優勢正逐漸被世人所認識。
尤其是中醫在“不治已病治未病”上的獨特而又杰出的養生文化貢獻，便是走在疾病前面的保健思想，為世人減少了多少痛苦和醫藥費用啊！
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隨著醫療模式由簡單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雖歷經風霜和磨難而至今猶存的中醫必將在不久的將來重新煥發青春，在未來人類醫療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
這正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注：本文參考書為
1、《中醫文化與醫學散論》，王琦著，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年版；
2、《中醫文化》，嚴青、桑愛葉著，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版；
3、《學醫隨筆》，徐慎癢著，人民軍醫出版社2011版；
4、《臺灣中醫之厄——制度與偏見擠壓下的傳統》，戴獻章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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