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為什么不肯悔罪？日本為什么會走上錯誤的、危險的發展道路？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把現代化理解為全盤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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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局勢跌宕起伏的今天，我們要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避免“亂花飛渡迷人眼”，關鍵在于能夠抓住國際政治問題的要害。
美國已經不是當年的美國，它戰線過長，不得不讓日本當它的“槍頭”。中國與美日之間，圍繞著東亞和西南太平洋“再平衡”的博弈，包括“文攻”和“武衛”兩個方面。在這兩個方面中，究竟哪一個是本呢？對于美日來說，“文攻”是本，價值觀外交、爭奪話語權、利用“普適價值”在國際舞臺上孤立中國是本，所謂以“戰術被動換取戰略主動”。
對中國來說，對于美日所兜售的價值觀的剖析遠不夠有力，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美日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斗爭，遠沒有形成思想、輿論上的瓦解力量，必須承認，這還是我們的弱項，長此以往，則會影響我們將戰術之主動，轉變為戰略上的主動。
而美國的如意算盤有一個致命的盲區，就是日本。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美國最不了解（但美國卻自以為最了解）的國家，那么，這個國家就是日本。
日本政治的危險性
明治維新后，日本保持了以武士和特權精英為主體的政治體制，這種從統治者“家臣”中發展出的武士政治具有鮮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事大主義”，即追隨強權，另一方面則是“下克上”，即投機主義。“事大主義”和“投機主義”的結合，正是日本政治的危險之所在。
近代以來，日本從未實現過真正的獨立自主。自1872年起至1911年為止，明治政府在近40年的交涉后，最終在表面上廢除了江戶幕府與英美法荷等西方列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但實際上，日本能夠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這是通過做列強的“打手”來實現的，例如，正是為了鼓勵日本在亞洲牽制中國和俄國，1902年和1905年英國才兩次制定《英日同盟協定》。
從表面上看，在二戰結束之后，美國似乎“發明”了一套制約日本的辦法，以至于日本資深外交官孫崎享感嘆說：日本戰敗后的70年歷史，就是日本政界、官僚體系、經濟界、媒體界內的“對美追隨派”排擠“脫美自主派”的延續。為什么在各種“選舉”中，日本親美勢力勝多負少？美國的辦法也不是簡單地控制日本，而是控制日本政客，因為精于情報收集的美國政府，掌握著以貪污腐敗為名搞臭搞倒日本政治家的砝碼。這也就是田中角榮、細川護熙、鳩山由紀夫等被孫崎享歸類于“脫美自主派”代表人物，一律因經濟問題下臺的原因。
但是，美國人卻并沒有看到，這套戰略反過來也被日本所利用、所控制。那些被美國盡心挑選、支持的日本政客，身上披著美國這身“老虎皮”，懷里卻揣著狐貍的心腸。而其典型代表就是安倍晉三。
美國在歷史上是吃過日本的大虧的。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擴張政策始終在“北上”與“南進”之間徘徊。美國當年的如意算盤，就是禍水北引，即鼓勵日本的“大陸政策派”去圍堵蘇聯，但是，它忘記了日本與美國一樣，一直聲稱自己是個“海洋霸權”，日本要稱霸世界，唯有效法西方列強，以“短平快”的海盜方式，奪取制海權，而只有奪取了制海權，才能封鎖和進攻大陸，結果是日本斷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力圖在海上一舉擊潰美國，這其實是日本戰略思維的必然結果。
美國不斷扶持日本，自己的實力卻相對衰落。日本的“攪局”，日益造成了美國不能控制的局面。安倍上臺后表面上宣稱是美國價值觀的擁躉，卻全面否定侵略歷史和二戰勝利成果，甚至在國際事務中“逢中俄必反”，表面上似乎是迎合美國，實際上是把美國推向國際秩序的反面。安倍宣稱要奪回“強大日本”，“建設新國家”—這無疑是公開宣稱，美國不過是日本重回霸主地位的一個跳板、一紙通行證。
日本為什么不肯悔罪
美國把日本視為“天然盟友”，甚至某些西方國家自以為對日本抱有“天然好感”的原因，除了戰略利益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們自以為日本與自己“價值觀相同”，認為日本“最像西方”，日本最愿意向西方學習。但是，日本的歷史觀存在著重大問題，這不僅是對日本自己的歷史認識有問題，日本對于世界歷史的認識，問題則更大。
今天，全世界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日本這個犯下了戰爭罪的國家為什么不肯悔罪，而是長期推卸戰爭責任呢？答案可能是各種各樣的，但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日本近代以來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也把西方最壞的東西學到了手，特別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國強必霸、恃強凌弱的霸權主義。
日本的西化的開始，也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化的開始。日俄戰爭以降，日本就開始實行國家的軍事化管理。日本引進西方經驗，首先是訓練那些習慣于穿草鞋的新兵穿皮鞋走正步。日本人重視時間的習慣也是在軍隊中訓練出來的，1940年，精工手表制造商“精工舍”開始生產日本陸海軍專用的圓形款式手表。此外，“日本標準語”也誕生于日本軍隊，為的就是傳達命令迅速清晰。而在明治初期，日本東西兩地的武士還因為方言不通彼此難以交流。日本社會軍事化的烙印延續至今，許多被稱道為日本人的“優秀品質”，其實就是通過軍事化管理形成的。
相當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認為，西方的，就是文明的、好的，也是值得學習和效仿的。于是，日本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思維，也就不奇怪了。比如說對于發動侵略戰爭，日本國內最流行的論調之一是：國強必霸就是西方的“公理”，既然西方列強都發動過侵略戰爭，日本為什么就不能發動侵略戰爭？日本與英美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日本打敗了，所以得被迫接受懲罰。日本右翼認為東京審判非法，其邏輯根源就在于此。
再比如，日本既然已經率先西化了，那就成為了文明國家，文明國家殖民落后國家，幫助他們走向現代化，這有什么錯？日本殖民亞洲“有理論”、“有功論”，就是從這個“文明/野蠻”邏輯里面推出來的。
根據這樣的邏輯，日本右翼政客認為，即使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向西方宣戰是自取滅亡，從而被迫承認失敗并向西方道歉，但日本對于被它侵略和殖民的亞洲國家就沒有什么可道歉的。
日本1945年戰敗后，明確承認日本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的領導人，其實是前首相細川護熙。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在首相就職記者會上表態指出：“我認為早先的那場大戰是一場侵略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但是，這段正視歷史的發言卻在日本國內引發軒然大波，針對細川說到的“早先的那場大戰”，大部分日本政客認為這就是指1941年12月爆發的太平洋戰爭，而不是指1931年至1945年為止的15年侵略戰爭，更不是指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發動的所有侵略戰爭。而日本明確否認《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因為《波茨坦公告》以及《開羅宣言》明確指出，日本必須放棄自甲午戰爭以來，歷次侵略戰爭所掠奪的領土。
日本為什么不肯悔罪？日本為什么會走上錯誤的、危險的發展道路？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把現代化理解為全盤西化，他們認為即使西方壞的東西、即使西方人作惡，那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導致日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與西方“比壞”的道路。
“有神的國家”
美國與日本在價值觀上還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安倍所謂美國和日本都是“有神的國家”，都是“保護宗教自由的國家”。
日本確實是個有神的國家，但與基督教的“一神論”不同，日本是個“多神”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利用宗教問題脫罪，即為侵略戰爭辯解，這是日本意識形態的重要特征。
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進程中，被政治異化的宗教不僅限于神道。位于日本靜岡縣熱海市伊豆山頂上的佛堂“興亞觀音堂”，就因為同樣供奉著戰歿者靈位而被譽為“小靖國神社”。該觀音堂由舊日本帝國陸軍大將松井石根（1878～1948）于1940年出資建成，用以祭奠“大東亞圣戰”戰歿者。
對于舊日本帝國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國內民眾并不陌生。松井是日本攻打南京戰役時的最高責任人，對于未能有效制止部下發起的南京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國際遠東軍事法庭上，松井被指控在充分知曉的情況下對部下的暴行“置若罔聞，或沒有采取有效辦法來緩和形勢”。
在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前，松井曾向巢鴨監獄的佛教訓導師花山信勝透露了在得知部下犯下暴劣行徑后的反應：“慰靈祭結束后，我（松井）在部下面前氣憤得老淚縱橫，原因是部下的暴行玷污了光耀莊嚴的天皇威嚴，玷污了大東亞圣戰。”顯然，松井臨刑前都還認為，日本陸軍的暴行固然有錯，但大東亞圣戰沒有錯。
松井石根晚年居住的“無畏庵”現已被桃李境旅館買下，但屋內的格局和擺設依然保持了松井生前居住時的原樣。由于日本的歷史教育對于發動侵略戰爭的介紹有限且片面，因此，從情感上而言，日本民眾更容易也更習慣接受那些參拜靖國神社政要們的堂皇說辭：戰歿者生于戰爭年代，被迫參戰為國家獻出了生命，殉國是崇高的犧牲，生活在和平繁榮時代的戰爭幸存者及其后代理應對殉國者表示悼念和感謝。顯然，被侵略戰爭異化了的神道和宗教依然“合法”的存在于反戰的和平年代。對此，日本民眾有必要心懷警覺，不然，難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下一場錯誤戰爭的犧牲品。
安倍不久前在日本國會演講時稱日中關系極其深厚，中國的和平發展是日本的一大機遇。話說的是好聽，但我們必須聽其言、觀其行。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美好的新世界，我們需要的不是漂亮的空談，而是要真正地向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舊世界告別，要告別那個舊世界，就必須對19世紀以來支配著殖民主義行徑的那些價值觀進行徹底的批判和反省。
南風窗 謝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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