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批示”定待遇“蓋棺定論”身后名|“文革”后退隱的黨內老人－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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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文藝晚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汪東興等抗戰老戰士進入會場。（CFP/圖）

他們都曾在“文革”時期到達政治生涯的高峰，繼而從政治舞臺退隱，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你一個老同志，革命幾十年，給個什么評價呢？就是這個‘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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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汪東興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數百吊唁者排著長龍在外等候；禮堂一角，十幾位家屬在哀樂中默默流淚。

排隊的人們一邊保持肅穆，一邊低聲討論：哪些官員和老干部出席？汪東興的兒女都在干什么？

他們告別的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汪東興三十多年來早已淡出公眾視野。他在1976年達到政治高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權力核心第五位。他負責毛澤東安保工作近30年，是中南海“大內總管”，也是毛澤東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頂峰卻也是落幕的開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道路，汪東興所篤信的“兩個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提出辭職，獲得批準。

與他一同淡出政治舞臺的，還有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并主管農業的紀登奎，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北京軍區司令員、主管過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以及曾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政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的吳德等人。

他們都曾在“文革”時期到達政治生涯的高峰，繼而從政治舞臺退隱，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待遇

汪東興晚年住在西單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這是汪東興搬離中南海后的居所，對面就是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從這里到中南海新華門只有1300米。靜謐的氣氛中，灰色的磚瓦在高墻和鐵網上露出頭，一棵高大的泡桐樹伸出茂盛的枝葉。

8月21日汪東興去世當天，南方周末記者來到他的家中探訪，這里沒有哀樂，也沒有花圈。汪家的追思場所被安排在解放軍305醫院太平間貴賓廳。

事實上，淡出政壇后的他們，幾乎都住在西二環內鬧中取靜的院落內。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后，紀登奎一家從西單附近的一棟兩層西式洋房，搬到了燈市東口內務部街的一座四合院——狹窄破舊的僻巷中，不起眼的灰色鐵門內，藏著一個軒敞的院子。華國鋒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時也曾住在這里。吳德晚年繼續住在東交民巷17號3號樓，而陳錫聯則一直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四合院內。

吳德的長女吳鐵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父親退隱后，“生活待遇沒有什么變化”。他的工資關系依然在國務院系統，家里的后勤服務主要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服務司負責。

“其實就是恢復了文革之前的原狀，他以前就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享受部級干部的待遇，之后他當中顧委委員同樣也是部級待遇。”她說。同為中顧委委員的汪東興，晚年待遇與吳德類似。

在外界眼中，陳錫聯擔任中顧委常委，待遇應與國家領導人類似，實際差別并不明顯。陪伴陳錫聯22年的警衛秘書夏志偉回憶，陳錫聯退隱后的待遇差別在于安保。1976年前后，他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家中住了一個警衛排，分成3個班，共二十多個警衛員，在院子一前一后設了兩個固定哨，晚上還有游動哨。“1980年后，他自己要求減少人，慢慢變成兩個警衛班，然后是一個班。”夏志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錫聯去世后，這一個警衛班才撤走。

紀登奎當時并未進入中顧委，他被安排進入了中央直屬咨議機構——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農研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年輕時曾為紀登奎處理過一些秘書工作。他曾撰文指出，“紀登奎來到九號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長級范圍內的”。

例如，紀登奎家里沒有中央領導人所配備的保健醫生、警衛員等，來九號院時，家中也沒有警衛班，出差時也未派出警衛人員。從出差時坐軟臥包廂、配一臺進口日本車來看，其待遇也屬于正部級。

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爸在政治局的時候，家里炊事員是去王府井34號的市場買菜肉糧食油鹽醬醋的，我爸不當中央領導人之后，就是我媽去買了，炊事員還給我們家做飯，一直維持到我爸去世”。

“高層批示”的確是確定待遇的直接方式。1992年，吳德被診斷出患有血液病，病情加重，吳鐵梅決定向組織申請，給父親恢復國家領導人的待遇，“我通過一個同志申請，組織上通過了”。此后，吳德的醫療費用一直由國家衛生部直接結算。

在父親葬禮時，吳鐵梅對于父親享受的待遇有了更微妙的認識——治喪委員會的人告訴她，葬禮的規模“比國家級領導人低半級，比部級領導人高半級”。這也是之前組織給紀登奎舉行葬禮的規格——政治局常委都在葬禮上送花圈，兩位政治局委員來參加葬禮。

檢查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全體公報通過，“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位同志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四位同志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他們的辭職，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開始醞釀。那次會議上，他們因“文革”中的表現而受到批評，汪東興因堅持“兩個凡是”而被點名批評。

1982年后，汪東興、吳德和陳錫聯進了中顧委，紀登奎進了農研所，他們面對的，是如何重新融入國家機構的運轉，以一種遠離權力核心的方式。

一件事情可以說明紀登奎的謹慎。紀坡民回憶，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五中全會之間的一年半，鄧小平曾讓還未辭職的紀登奎管過三件事：制定工資改革方案、改革與空軍分家的民用航空業、發展旅游業掙外匯。前兩件都被紀登奎婉拒，他告訴兒子，拒絕是因為這兩件事敏感，“犯了錯誤的干部，不擔事兒”。

紀登奎接過了旅游業后做了兩件事：調查外國人一星期來中國能掙多少外匯，翻譯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合資飯店合同，借鑒并籌建北京的長城、昆侖、燕京等飯店。

在紀坡民印象中，農研所時期的父親總在出差。趙樹凱回憶，紀登奎發言時，還是會談一些意見，但很謹慎，“通常比較簡短，尤其不涉及敏感問題”。

在中顧委擔任常委的陳錫聯，承擔的一項工作就是出席各種紀念活動和開幕儀式，例如“七七事變”50周年暨百團大戰紀念碑落成典禮、中央革命根據地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等等。作為曾主管體育的國家領導人，他還到上海、鄭州、廣州等地出席過各種運動會。夏志偉回憶，1998年，他還曾陪“首長”去過香港，在淺水灣住了五六天。

陳錫聯在回憶錄里寫道：“1994年9月，黨中央、中央軍委委托我和其他同志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同志銅像落成揭幕儀式。當時我身體不好，但是接到通知后，我對有關部門的同志說：中央的委托我不能推托，戰爭年代徐帥救過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這條老命也要去參加。”

對“文革”的反思還在繼續。1984年開始，四個老干部成了重點做檢查的對象。

陳錫聯在回憶錄里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他受鄧小平邀請，去他家里談話。他對鄧說：“我這一生中，感到最對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時，我沒有站出來為你說話。”鄧小平說：“那個時候誰也沒辦法，你也無能為力，你在北京不欠賬，你的問題主要在東北。”

檢討不能通過的干部還要重新寫。吳德和陳錫聯的檢討遲遲通不過，許多干部對他們“文革”的表現有意見。吳鐵梅表示，最后是鄧小平替自己父親說了話。陳錫聯在回憶錄中也寫道，鄧小平替他跟其他干部說：“陳錫聯沒有野心，他不會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晚景

住在新壁街的汪東興，生活得安靜低調。一名隔壁樓房的居民指著他家院落說，“這里據說是領導人之家，但從來不見開門。”曾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與汪東興常交流，在他看來，汪“心很寬，想得開”。他九十大壽時，曾在西單一家飯店請老戰友吃飯，戰友們覺得他的身體不錯。

汪東興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兩次大手術——四分之三的胃部切除和前列腺手術，以及兩次小手術。“他身體好時，每天出來散步，最開始每天走4000步，后來是2000步。”與汪東興時常走動、曾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透露。

汪東興家常有人拜訪，其中包括他的江西老鄉，他常參加北京上饒商會的活動。1999年，83歲的他還趕回故鄉江西弋陽縣參加方志敏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弋陽政府門戶網”的一篇文章稱：“汪東興打開車窗，笑著向群眾致意，有時還雙手抱拳，向群眾點頭鞠躬。群眾一直跟隨他的車子，一直到弋陽賓館門口才停住腳步。”

閻長貴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汪東興暮年時常對他言及毛主席功勞很大，“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楊銀祿也憶及，汪東興常說，“我想毛主席了”，“然后就流下眼淚”。據《南方周末》2011年6月的報道，彼時汪東興還在通讀毛選，“碰到問題會去里面找答案”。

吳德晚年過上了歸隱的生活。“開始幾年他就在家里待著，哪里也不去，家里可以用四個字形容：門可羅雀。”吳鐵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父親在家中看書、寫字——用瘦金體抄毛澤東的詩歌，晚上偶爾睡不著，就去院子里看看花，他的車“跑的字兒最少，用的油也最少”。

東交民巷17號院還住著幾位老干部，但吳德也幾乎不跟他們來往，跟吉林、北京的老部下也沒有接觸。家中常客是紀登奎和紀坡民父子等。他們能激起吳德的興頭。

“他說話平穩，用詞講究，有長者風度……習慣性動作是，不時用蒼白的手去撫摸頭頂，清癯的臉上雖兩眼炯炯有神，但總讓人覺得是個病人。”為吳德撰寫口述史的朱元石在書中回憶。

吳鐵梅記得，有一次胡耀邦來訪，對吳德說：“你可以到處看看去，到全國各地啊。”自那以后，吳鐵梅陪父親去了廣州，“看看改革開放”，又去了趟西安。之后吳德還去過海南，看到路邊濃妝艷抹的拉客女熱情地朝他打招呼，他出于禮貌也回以點頭，然后困惑地問女兒：“她們為什么這樣？”

據她回憶，有一次在跟紀坡民的聊天中，“老爺子”聽到了“社會上烏七八糟的事情”，挺不高興，還跑到中紀委去發了言。在《新聞聯播》上看到官員貪污的報道，吳德就很生氣：“把電視關掉！”

陳錫聯也會邊看電視邊罵人。“看貪污腐敗的新聞，他會說：該殺頭！”夏志偉回憶，陳錫聯說話時，還是有很濃的家鄉湖北紅安口音。看電視時他最關注軍事新聞，此外就是看戰爭和武俠電影、聽京劇——他對樣板戲《紅燈記》不感冒，喜歡《穆桂英掛帥》。

陳錫聯喜歡四處轉悠，去玉泉山釣魚，把北京周邊有魚的地方都去了一遍，家里有很多釣魚比賽的獎杯。夏志偉說，“其實釣魚比賽的廠家也希望知名人士和老領導得到這個獎，有廣告效應”。

1990年代，北京商業氛圍漸濃，很多企業開業都把“老革命”“老領導”請去奠基剪彩、裝點門面，陳錫聯也收到很多邀請。“不愿意去吧，人家叫上了，有的是其他首長的孩子或者老熟人，他偶爾也出去參加”，夏志偉說。

他晚年的交際圈主要在軍隊。夏志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家來的人主要還是老領導、老部下，他們逢年過節常常互相走動，聊的也都是戰爭年代的經歷。不變的是，陳錫聯客廳里的毛澤東像從1973年以來從沒換過。

言說

人到暮年，回憶的欲望更強烈，關于往事的沉默也被打破。

2000年左右，汪東興想打一次官司——一本名為《汪東興傳》的“地攤書”侵犯了他的名譽。今年8月28日，知名律師錢衛清在一篇悼念汪東興的文章中回憶，汪東興曾請他代理。案子到法院后，被認為“汪老打官司不是一個普通的名譽侵權案”，上報到最高院，最后轉給打非辦后不了了之。

最近十余年，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人的日記、口述史或回憶錄相繼出版。但除汪東興外，其他人在2000年前就已病逝。特別是四人中年紀最輕的紀登奎，誰也沒想到他竟最早去世——1988年7月13日，紀登奎心臟病突發，走得很突然。

紀坡民回憶，“他覺得自己年紀還不大，以后有的是時間”，言及此處，他無奈地兩手一攤。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父親生前想寫兩本書，一本個人回憶錄，一本寫文化大革命。

“我從日常接觸中強烈地感受到，賦閑后的紀登奎內心并不寧靜。但他并沒有把這些思考寫出來。”趙樹凱在他的文章《憶紀登奎從九號院離去》中不無遺憾地寫道。

他們中最早出“文革”個人回憶錄的是最年長的吳德。2004年8月，《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此時他去世已8年了。吳鐵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本書在原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幫助下才得以問世，書中十三個章節的口述，是1993年夏天在北戴河完成的。

與吳德的“文革”回憶錄不同，2007年8月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陳錫聯回憶錄》則把更多篇幅放在記述陳錫聯的戎馬生涯，十七章中僅最后兩章涉及“文革”。“這本回憶錄是首長口述，我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來的。”曾為陳錫聯擔任專職秘書的蔡寶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提醒：“你們還是應該多關注首長的革命歷程。”

2010年，汪東興一連出了兩本書，一本是當代中國出版社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另一本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汪東興日記》——主要回憶他參與轉戰陜北、第一次出訪蘇聯和重上井岡山等重大歷史事件。

這些書中有些回應世人猜測的段落。汪東興書中公布了林彪事件中自己給毛澤東寫的檢討。

他們各自復原記憶中粉碎“四人幫”的精彩情節，吳德提到自己負責衛戍部隊的始末。而陳錫聯則回憶，“抓四人幫一伙，要動用衛戍區的部隊……吳德、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先后來到我家，我當面授權他們可視情況采取行動，不必逐級請示”，抓捕當晚，是他提醒華國鋒，“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槍”。

爭議也與口述史相伴，吳鐵梅坦言，她父親的口述史面世后，出版社被書中提到的兩位老干部告上了法庭。再版時，出版社發表聲明，“特向吳桂賢同志深表誠摯的歉意”。但紀坡民覺得，“文革有多少曲折的事兒啊，一個人就是一種故事，一種說法”。

身后

汪東興遺體告別儀式上，《汪東興同志生平》被印成7頁A4紙，裝訂成薄薄一冊。紀坡民拿了一份，又幫沒能出席的老干部子女帶了幾份。

“你一個老同志，革命幾十年，給個什么評價呢？就是這個‘生平’。”他說。紀坡民收集生平資料的習慣源自他父親的葬禮。1988年紀登奎去世，正逢中央治喪改革，以往念悼詞的冗長流程改成了印一份“生平”。

有關生平資料的解讀角度頗多。例如，趙樹凱就曾留意到紀登奎的生平資料：他的身份介紹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而不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德生平資料中的頭銜是“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而同為中顧委委員的汪東興，生平資料的頭銜是“曾擔任黨的重要職務”。

論頭銜的長度和完整程度，陳錫聯的生平資料值得細讀，包括了“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央軍委原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炮兵司令員”“沈陽軍區、北京軍區原司令員”在內。

而官方概括性評價的措辭也歷來被家屬所看重，他們尤其重視父輩在“文革”中的表現是否得到官方承認。

紀坡民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在父親的“生平”定稿前，有關部門曾專門征求家屬意見，紀坡民的一條意見是，父親曾多年在北京軍區、中央軍委擔任領導職位，但生平中卻沒有體現。有關部門最終部分采納了他的意見，最終“生平”寫了紀登奎歷任諸多軍方職務的其中一個——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其他職務被淡化。

1995年11月29日，吳德去世后，吳鐵梅為了父親“文革”中的評價措辭，曾一度與治喪委員會爭執。她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她提出，這份初稿中沒有父親參與的兩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和粉碎“四人幫”。

治喪委員會認為，吳德“文革”前的事可多寫，“文革”后的事可不提。吳鐵梅想法剛好相反：“文革前的反正檔案里都有，唯獨文革后要寫清楚，我爸不是‘那邊’的，是‘這邊’的”。

吳鐵梅把父親1995年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上的口述實錄《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拿給工作人員，對方表示“回去研究研究”。吳德遺體告別儀式舉行的前一天夜里11點半，吳鐵梅接到電話，父親“生平”里頭多了一句話：“在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過程中，吳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給他的工作”。

夏志偉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治喪委員會給陳錫聯寫完“生平”后，曾找家屬商量修改，“家里意見是把文革和評價寫進去”，治喪委員會答復說，“這個不好說，牽扯到方方面面，最好一帶而過”。

相比之下，汪東興生平資料中“文革”時期著墨頗多，如“保護了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及時向周恩來同志和中央、地方、軍隊的其他領導同志傳達毛澤東同志講話精神，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圖謀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堅決執行黨中央政策，協助黨中央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等表述。

“我來是因為他粉碎過‘四人幫’”，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外，一位董姓的北京老工人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提到汪東興后來的淡出，老人淡淡一笑：“國家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免不了的。”

吳德膝下有一對女兒，大女兒吳鐵梅退休前從事文物局工作，二女兒是醫生，家中再無人從政。吳鐵梅沒有收父親口述史的稿費，而是換成了成百上千本書，“誰來問我爸爸的事，我就給他看這本書”。

汪東興和陳錫聯的兒女大都在軍隊。陳錫聯長子在沈陽軍區以大校軍銜退休；次子是飛行員，1982年執行飛行任務時遇難；三兒子在2011年晉升中將軍銜，小女兒也是一名軍醫。“軍區的人說，這幾個子女都比較低調。”紀坡民說。

紀登奎有五個子女，兩個在國內，三個在國外，紀坡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退休后一直在家中讀書撰文。他時常接受采訪，替早逝的父親說清很多事，可有的事連他也說不清。他說，“他們幾個人，是大格局中的小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