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倔強的人生－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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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又然，何許人也？讀到本文題目的讀者，大半會發出這樣的疑問。這個本該為人留意的人的命運，卻被我們在記憶之中忽略了。不過，如果把下面一些名人與他聯系在一起，讀者大致還會對這個人產生興趣：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以其《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名著為國人熟知，李又然是羅蘭的學生；著名詩人艾青的傳世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問世，是李又然促成的；1943年延安的王實味事件、1951年著名詩人梁宗岱遭厄運，李又然都強出頭鳴不平；1955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定性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中，李又然是第三位成員，當年在報紙上被批得家喻戶曉。李又然與這些名人的聯系，造就了他倔強和坎坷的人生。

　　風雨兼程人生路
　　李又然，1926年秋在上海南洋高商英文專修班讀書，后入上海群治大學法律系學習。1928年赴法國留學，就讀于巴黎大學，參加法國共產黨，屬中國支部，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李又然就讀的巴黎大學文科哲學系，是由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執教的。李又然對羅曼・羅蘭十分仰慕，常讀他的作品，并得到過他的幫助，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羅曼・則蘭。同時，李又然還為中共在巴黎和柏林出版的機關刊物《赤光》秘密撰稿。
　　1932年，李又然回國，經羅曼・羅蘭介紹擔任宋慶齡的秘書。在此期間，他積極參加革命的文化活動，從事世界語運動，以犀利的筆觸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社會，從此登上文壇。李又然在法國與艾青相識，在艾青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后，他將艾青從獄中寄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發表在《春光》雜志上。1935年，經江豐介紹，加入中共領導的“反帝大同盟”。翌年11月，“七君子”事件發生，他冒著生命危險積極營救，遭到特務的毆打，致使右耳永久性失聰。
　　1938年，李又然幾經輾轉到了延安。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編譯處編譯，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學、延安大學教員，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接觸，算得上與毛可以說點知心話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和陳云的直接關懷下，于1941年1月重新入黨（介紹人為丁玲、江豐）。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2月后，經組織分配赴東北解放區從事教學和文藝的領導工作，歷任合江省立聯合中學副校長、哈爾濱大學文藝學院院長及吉林省吉北聯中校長等職。
　　1948年，李又然主持籌建吉林省文聯，先后擔任《文藝》周刊、《文藝月刊》主編，《長流文庫》叢書編委。1949年，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國際家書》。1955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偉大的安慰者》。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慷慨激昂，又富于哲理，如《吉普車》，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在東北，李又然與延安時代的老朋友蕭軍繼續保持著友好的往來。同時，他在沈陽專門與胡風相見，其后，與胡風及后來被定為“胡風分子”的魯藜等人關系密切（《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144頁）。
　　1949年后，李又然一度在中央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從事翻譯工作。丁玲成立文學研究所后，認為李又然“這是個包袱，背起他來、養起他來”，將他調到文研所擔任教員。文研所1954年更名為“中央文學講習所”。
　　為王實味、梁宗岱、胡風鳴不平
　　用當年正統話語體系來表述，李又然是屬于“自由主義”比較嚴重的人。他與陳企霞一樣，比較倔強，對于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喜歡抗爭，那怕這件事情與自己毫無關系，也喜歡出頭鳴不平。因此，在李又然的每個重要人生歷程中，他得罪人比較多。
　　在延安時期，李又然和陳企霞是同鄉，自然多了幾分親近。陳企霞到丁玲手下編《解放日報》副刊還是得益于李又然的介紹。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謂“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派的劃分，與丁玲、陳企霞關系不錯的李又然是屬于后一派。在丁玲“我們需要雜文”的號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寫出了一系列雜文，抨擊延安所存在的不公平現象，李又然也寫出了《鞭尸》等文章予以回應。他與王實味、蕭軍走得也很近。在延安對王實味進行集中批判時，他對王表示同情，并公開表述自己的觀點：“我們是了解王實味的，王實味是能相信的，王實味的發言我是感動的。”他同情王實味，因而動員他的老朋友蕭軍為王實味辯護（《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142―143頁）。自然，在延安整風中，李又然也受到了嚴厲的審查，甚至刑法加身。1950年代他在文學研究所課堂上講語法修辭，講到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時說：“你們看，我的臉比黃花還瘦。延安整風時，他們用煙頭捅我的鼻孔。”他顯然受到過逼、供、信，除了被“用煙頭捅鼻孔”外，大概還被打落過牙齒――在1957年反右遭批判時被人作為“牙齒”事件揭發出來。
　　1951年9月，與李又然同在法國留學、同樣受到羅曼・羅蘭親炙的著名詩人梁宗岱，在廣西被以莫須有的“通匪濟匪”等多個罪名逮捕入獄。李又然在京聞訊后，急切找到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要求予以營救。胡喬木發電要求把梁送中央處理，廣西方面卻置之不理，進而準備對梁進行“公審”判決。只是因�櫧淥�領導的反對，梁才保住了性命。1953年5月，梁在獄中寫信給毛澤東后，才重見天日。
　　梁宗岱在獄中給毛澤東寫信，是否得到李又然的啟發？限于史料，不敢坐實。不過，梁宗岱在給毛寫信的同時，還將信抄錄寄給他的老朋友馮至和朱光潛。而此時，正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結束不久，朱光潛剛剛發表了自貶自辱的檢討，不能也不敢為這位曾經“顧盼自豪”的老朋友說話；作為北大西語系主任的馮至，處境要好一點，不過對此也置之不理。相比之下，李又然不怕牽連、不顧一切解救朋友的舉動，說是“高風”或許有些過，說“亮節”總還是恰如其分吧。
　　1955年5月開始，最高領袖一聲令下，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李又然在東北與胡風相識，與胡風一案中的“分子” 詩人魯藜交往更深一些。因此李又然以“托派嫌疑”“胡風分子嫌疑”在文學講習所遭到批判。李又然仿佛對轟轟烈烈的全國運動視而不見，在文講所批判他的大會上依然公開“叫板”：“我愛魯藜，愛他的詩，愛他的為人，現在還愛，這是沒有辦法的。”既然李又然“沒有辦法”改變自己的態度，專政威權下的組織者就容不得這種“叫板”，批判會就繼續開下去，很快就牽連到他在所里的兩位好友：瑪金和蔡其矯。于是乎，“李又然為首的反黨小集團”的帽子就被戴上了。　　戴上這樣的帽子，李又然仍然繼續“叫板”，這自然要激起“眾怒”。于是乎，他同陳企霞一樣，被作協“五人小組”隔離審查。具體執行“五人小組”意見的所長公木在送他進隔離室時說道：“延安是第一次，這是第二次，相隔12年。你對黨的政策是了解的。我對你提出兩點希望：第一，你要把所有的問題，包括同胡風的關系，同托派的關系，主動地徹底交代清楚。現在全國解放了，任何材料都不難掌握，貪圖僥幸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果真是沒有問題，也要趁機會查清一下自己同黨的關系。過去12年，太不成樣子了。”（張菱：《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231―233頁）。
　　被隔離審查的李又然做夢也想不到，他被作協黨組正在召開的揭發批判丁玲、陳企霞的與會者，歸到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里面了。
　　本來，文講所把李又然和作家瑪金、蔡其矯聯系在一起定性為“李又然反黨小集團”，李又然反黨、反領導的具體表現是“反對丁玲和田間（因為丁和田都是負責人）”。結果事情就變得有些滑稽了：這廂文講所批判李又然反黨、反領導的事實是反對丁玲和田間，那廂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卻認定“李又然和丁玲是一伙的”。搞得公木都哭笑不得，只好向“五人小組”成員阮章競提意見，并和阮、劉個別談話。劉、阮只好以“中央都批示了，我們能不傳達嗎？L（指陸定一――引者）部長都在會上講了話，將來如果不對，恢復名譽好了”來應對（張菱：《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256頁）。
　　在那個年代，“滑稽”的事情還要繼續“滑稽”下去。1955年9月30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并中央呈上的《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于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中，依然將李又然定罪：“陳企霞和李又然在這次思想斗爭中，不但對自己的錯誤毫無檢討，而且繼續采取同黨對抗的態度，在會議過程中又揭發了他們許多反黨言論的材料，我們決定根據會議的提議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并立即審查他們的政治、歷史問題（兩人在歷史上都與托派關系極深，有嚴重的反革命嫌疑）。”
　　上書毛澤東，建議其退休
　　經歷了1955年嚴峻的肅反后，1956年，知識分子迎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早春天氣”。中共中央開始對去年的肅反運動進行糾偏，李又然也結束了被監禁的日子，獲得了自由。李又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黨組織為自己平反；第二件事情，他竟然上書毛澤東，建議其退休。關于第一件事情下面再說，先說第二件。
　　李又然給毛澤東上書勸其退休，有著這樣一個大的背景：
　　1956年夏天，就任國家主席兩年后的毛澤東，在北戴河的一次黨內會議上披露了他不想擔任下任國家主席的想法，并說自己想集中精力搞搞理論研究，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問題。毛澤東的這一想法，在黨內也曾傳達過。1957年4月30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休息廳，毛澤東率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共慶“五一國際勞動節”。其時，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開門整風已進入高潮，毛澤東在講完了歡迎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中心發言后，突然第一次向黨外人士公布了他不準備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范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幫他“刮點小風”。此言一出，自然令人驚愕和意外。與會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在當天晚上進行了緊急磋商，聯名致信中共領導人，懇請說服毛澤東收回成命。
　　而與這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同，沒有任何職務的李又然，在聽到這個消息后卻認為，毛澤東應當辭去國家主席。也許是傳統知識分子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心態所致，李又然竟然直接上書毛澤東，表達自己的想法，建議毛澤東退休。
　　別人勸進，李又然勸退，李又然不合時宜的舉動躍然紙上。不過，從當時的情況來說，李又然這種不合時宜似乎也構不成什么罪狀。毛澤東要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說法在黨內傳達后，黨內外都有議論，認為毛澤東真正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高遠的境界和氣度，特別令人崇敬。李又然的信，只是順著毛澤東的意思予以闡發而已。
　　不過，到了1957年反右時，這就成為李又然的“反黨言論”，成為他被劃為“右派”最嚴重的證據。
　　要求摘掉反黨小集團帽子，
　　卻被劃為“右派”
　　在1955年的批判中，李又然被扯進丁玲、陳企霞小集團的確有些滑稽。因此，在肅反進入甄別階段后，作為一級組織的文學講習所黨支部多次向李又然解釋：在肅反運動中，提出和審查他，與丁陳小集團并無聯系。李又然也認可這一點，在甄別后的肅反結論上簽了字。但到了整風鳴放期間，他又提出申訴，推翻這個結論。李又然這種表現，是接受了陳企霞的主意。
　　早在李又然被解除隔離審查后，陳企霞托艾青告訴李又然：“有一萬個人說李又然是反革命，我陳企霞也不相信！”在困境中的李又然當然大為感動。他對艾青說：“我一輩子只受了三個人的教育：第一個是馬克思，第二個是羅曼・羅蘭，第三個是陳企霞。”帶著這份感激的心情，李又然去看陳企霞。在整風鳴放中，陳、李當然要共同商討如何推掉壓在自己身上的罪名。陳企霞給李出主意，讓他用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中的一段話為根據，陳述翻案的理由。
　　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劉少奇在談到“對于我們黨內各種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有�字植煌�的人，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時，列舉了第二種人的一種錯誤做法。
　　就是有些黨員對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對黨內某些思想不很正確的人，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他們隨便地宣告和犯錯誤的同志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這些同志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是如果一下不能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辦法，悲觀失望，感傷起來；或者就“潔身自好”，不管了，甚至自己遠遠地離開了黨。這種絕對的態度，還表現在有些人對于黨內斗爭和自我批評的機械的了解。抱這種絕對態度的人，他們認為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斗爭，而且斗爭得愈多愈兇就愈好。他們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謂“原則的高度”，對什么小缺點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等大帽子。他們不按照客觀需要和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來適當地具體地進行黨內斗爭，而是機械地、主觀地、橫暴地、不顧一切地來“斗爭”。這是不了解黨內矛盾的根源的黨員、缺少辦法對付黨內分歧的黨員和機械地了解黨內斗爭的黨員所采取的態度。這種對黨內斗爭的絕對態度，在一個時期內曾經被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所利用。他們把黨內的機械的過火的斗爭，發展到故意在黨內搜索“斗爭對象”，故意制造黨內斗爭，并且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斗爭的手段來懲罰同志，企圖依靠這種所謂斗爭和組織手段來推動工作（《劉少奇選集》上冊，155―156頁）。　　應該說，陳企霞為李所出的主意是很高明的。用劉少奇的這段話來為自己進行辯解，當然有充分的說服力。因此，1957年1月，李又然給組織上寫信申訴，得到了“要修改處分”的結果。
　　作協“五人小組”把李又然的肅反結論一改再改，最后修改到這樣的程度：（1）摘掉了一切政治帽子。對原結論中所認定的李的“錯誤言行及反黨活動”一字不提；（2）在結論中明文寫道：“五人小組認為對李的隔離考慮不周，解除隔離，并進行了道歉。” （3）處分：由原來的開除黨籍，降為留黨察看；再改為交支部處理；最后改為只輕輕地說了這么一句：“關于在運動中所揭露出來的他的思想作風上的錯誤，李又然自己應進一步檢查，并引以為教訓。”對此，李又然仍然認為，基本精神不對頭，拒絕在結論上簽字。
　　在與陳企霞商討后，李又然又死死認定，他就是丁陳小集團的一員。何以如此？一是中宣部給中央的為“丁陳反黨小集團”定案的報告中，的確將李又然列入。在李又然看來，這就是事實。二是將自己的問題與丁陳聯系在一起，比較好解決問題。在整風鳴放中，丁陳的問題是最突出的問題，解決了丁陳的問題，李的問題自然也會隨之解決。三是陳企霞、丁玲也愿意和李又然捆綁在一起。陳企霞和陳明公開說過：“他們要把我們（丁、陳、李）分開解決，現在不能讓他們分開。”聯合在一起向組織提要求，總比不聯合力度要大。因此，李又然就在文學講習所的支部大會上鄭重聲明：“我的問題與丁陳問題是一回事，要一道解決。請把這個意見正式反映給黨組。”
　　這樣，丁玲、陳企霞、李又然就聯合起來了，三人商討――用后來批判者的話說是“密謀”――斗爭策略。在一些鳴放整風會議上，對于在1955年的會議上揭發和批判過自己的人，三人的共同策略是不“算賬”，而把清算的矛頭對準周揚和劉白羽。比如，1955年對李又然的批判中，周立波和白朗曾�對李進行過比較尖銳的批判，李本來很有意見，但三人商量后決定：“先放在一邊，將來再算賬。”在這方面，李又然后來被揭露出的言論比較多一些。
　　李又然是詩人氣質相當典型的人，每次開會他都提前到場，還特意穿著西服，打起領帶，獨自一人早早地坐在會場上，不言不語地等候著。人們說他突然“神氣”起來了。在文學講習所或作協召開的一些動員鳴放的會議上，他說話也非常隨便。他多次公開宣稱：“我是一個小人物，可是大事件落在我的頭上，我就變成一個大人物了。”這種盲目的樂觀，使他的一些行為很滑稽，并給人留下“瘋瘋癲癲，糊糊涂涂”的印象。比如，在中直黨委選舉黨代表的會議上，李又然宣稱，他得的票數一定比劉白羽多。在連候選人也沒有當上的情況下，他又公開提出陳企霞和丁玲作為候選人。再比如，作協黨組召開給中宣部部長提意見的會議，李又然自然不會得到邀請，但他自動趕來參加并發言。在將“小人物”“大人物”的話重復一遍后說：“在這個會議上，我要不發言，會場就顯得冷落；我要不點頭，問題就不能解決。周揚同志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須要我批準，否則過不去！”這樣一些行為除了快意恩仇之外，不但于事無補，而且會招致更猛烈的抨擊。
　　1957年6月25日，在中國作協黨組召開討論“丁、陳問題”處理的黨組擴大會上，周揚在講話中就直指李又然：“現在社會主義這一關擺在我們面前，每一個人都要過，希望在座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能過去。李又然同志說他要幫助我過這一關，我謝謝他，希望他也能好好過去。”
　　作為中宣部副部長、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周揚這樣的講話，自然決定了李又然過不了這一關。于是乎，在反右大潮中，七批八批，李又然就成為“反黨丑類的幫兇”。1957年9月4日的《人民日報》，專門報道了李又然的“罪行”，一個小小的李又然，中央黨報居然以兩千余字的篇幅羅列他的“罪行”，可見其雖然無名，但作用不小，不批判不足以肅清其流毒。此后，李又然被開除黨籍，劃為右派，發配到河北勞動改造。
　　1979年1月，李又然獲得平反昭雪。此后，他重新握筆在《人民日報》《詩刊》《新文學史料》等報刊上發表詩文，并抱病出席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不過，經過20多年的改造，這個倔強的人失去了往日的鋒芒。1984年，李又然在病床上編訂了《李又然文集》。但是，書剛從印刷廠出來，他卻離開了人世，終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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