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４?文藝爭鳴?當代閱讀
事實，西方文論已經成為中國現當代文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避而遠之或力除之而后快畢竟不是十分明智的選擇，我們的探索者只有在接受變形的事實的前提之下，辛勤耕耘，重鑄一個嶄新的自我，方有可能為中國文學理論找到出路。王一川的《文學理論》，在對“感興修辭”的論述和對文學媒介的強調等方面，嘗試著實現了中西文論的融合，力圖在已經變形的中國文論的基礎上，重建二十一世紀擁有自己特色的中國文學理論。但作為一種嘗試，畢竟不是十分成熟，中國文學理論的繁榮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便這部文學理論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吐出的一口絲，中國文學理論要化蝶起舞也還需要極為漫長的探索之路！注釋：
（1）（7）（11）（12）（16）章輝：《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一個嘗試——評王一川<文學理論>》,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2）張法：《中國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回望與補遺》，文藝研究，2006，(09)。（3）章輝草：《創時期的文學理論——以田漢<文學概論>為例》文藝
(09)。研究,，2006，
楊福生：《五十年代后期我國文學理論教材建議略論》淮北煤師（4）
(5)。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5）（26）王確：《世紀末的覺醒——中國新時期文論的內在自覺》東
(01)。2001，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6）董學文：《中國百年文學理論嬗變的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03)。1998，
(哲王春云：《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與拯救》，南通師范學院學報，（8）
學社會科學版)，2001，（04）。（9）何浩：《通向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形態——評王一川先生的<文
(01)。，文藝爭鳴，2005，學理論>》
（10）（27）王君梅：《凸現傳統文化血脈的努力——關于王一川《文學
(02)。理論》的比較研究[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15）（17）（18）（19）（20）（21）（22）（23）（24）：王一川：《文學理（13）
論》，四川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78頁，第52頁，第53頁，第61頁，第80，81頁，第84頁，第88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62頁。（14）唐?孔穎達注：“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25）蔣承勇：《西方文學名著導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頁。
（作者單位：溫州文學人文學院、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當代閱讀
官場生態演變的三部曲
——談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
邢小群
《國畫》、《梅次故事》和《蒼黃》，是王躍文三部描寫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長篇小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轉變。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在這種環境中，官場與時俱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紛繁景象。對于官場的狀況，段子、短信等民間文學或口頭文學，有極其鮮活生動的表現，相比之下，作為文學重量級體裁的長篇小說，卻顯得有些滯后。幸好，有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三部長篇小說，它們幾乎是同步描寫了當代官場的生態演變。
十年前問世的《國畫》，是王躍文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的舞臺很寬闊，活躍其間的有官員、商人、畫家、記者、和尚等等，可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中心線索是一個干部一步步向仕途高層邁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展示了當時外界并不很清楚的官場游戲規則，以及和這套游戲規則相呼應的社會關系網。這些合在一起，可以構成一幅宦海沉浮的中國現代升官圖。
《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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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官場生態演變的三部曲
主人公朱懷鏡三十出頭當上了副縣長，一方面因為財經學院畢業的他趕上提倡干部年輕化、知識化；一方面他有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水平和能力。改革開放初期，正是這樣的人盡顯身手的好時機。他在一個叫烏縣的地方，從科員升到副縣長用了十年，算是升得比較快的。但是世風變化很快，在官場靠本事吃飯慢慢行不通了。他調到荊都市（虛構的荊都市是一個省級行政單位）政府辦公廳綜合處副處長的位置上熬了三年，再沒有任何動靜。他總幻想哪位有眼光的領導有一天慧眼識才賞識他，重用他。但是始終一點升遷的跡象也沒有。他說“我忍耐了三年，等待了三年，觀察了三年，痛苦和矛盾了三年。不死不活三年啊，人生盛年有幾個三年？這三年中我越來越看得清楚。再不能抱著自己過去認定的那一套處世方法。……什么組織？組織最后就是一個人，說到底，你是
（1）
把個人命運賭在他們的個人道德水平上了。”
如何自在地演繹著他們不同的歡情故事。
總之，這里沒有紅臉與白臉的分野，也不是好官與劣官的對立。它像是一個巨大的磁場，每一個官員置身其間，一面像扎了雞血似的總在中撲騰，一面又處處顯得身不由己。因為你一旦進入官場，就不能不按官場的游戲規則行事，如果越出規則，就會被淘汰出局。小說中官場上的各種較量與爭斗，不是那種是非分明的沖突，而是人和人為了保住官位，仕途升遷的處心積慮的較量；是一個利益同盟圈子與另一個圈子之間的碰撞。《國畫》展示了90年代中國官場的鮮活圖景。
《梅次故事》
2001年出版的《梅次故事》是《國畫》的續集，主角還是朱懷鏡。最有意味的情節卻不再是如何升官，而是如何面對賄賂。行賄與受賄在這個時代的官場不但提高了量級，更加普遍，而且表現方式也更加復雜化了。
小說一開頭，朱懷鏡到梅次地區當了副書記，上任不幾天，就有人借匯報工作，丟下一個紙袋，里面有十萬元錢。可笑的是，行賄者是在朱懷鏡喝醉時進來的，他根本不知道送錢的是誰。后來才了解到是一個縣長。素不相識，一來就送出這么多錢，目的不言自明：我的仕途就交到你手上了。朱懷鏡到了這個位置，已經有可能決定別人的官運了。小說的情節頗有新意：朱懷鏡既不想受賄，又不能拒賄。他苦惱是，即使搞清楚誰送的錢，也不能拒絕，否則行賄的下級會認為對他有了看法，升官的路被堵了，自然不會配合他工作。朱懷鏡也不能將賄賂款交給紀檢部門。他說：“我若把錢上交了，會有種種不良后果。別的不說，至少有人會說，天知道他收到多少錢？上交個十萬元做樣子，只怕是零頭。”（2）于是，朱懷鏡選擇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方式，把錢捐給慈善機構。當然，他一定要留下憑據，有朝一日出事，可以自證清白。朱懷鏡陸續從下屬官員送來的香煙、餅干盒中收到多筆現金，又捐過18萬、9萬、20萬、10萬不等，還退回一次煙廠招標工程行賄的20萬。果不出所料，當傳聞朱懷鏡又要提升時，那些沒有達到目的人，立即指控他受賄。幸好他早有防備。他向檢察長交出了銀行收據。
行賄受賄的確已經從個別官員的越軌行為演變為官場的普遍行為和常規行為。正如作家沙葉新所說：“一兩個貪污犯倒下去，千萬個貪污犯站起來，越反越貪，惡性循環，前「腐」后繼，奮勇向「錢」。”賄賂的方式千變萬化，大體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下級對上
他明白官場的游戲規則，最大的法是上司的看法。看清了這點，慢慢開始尋找機遇，機遇也慢慢向他走來。
朱懷鏡以后的仕途變化，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命運緊緊地與領導人皮市長聯系在了一起。他以這個領導人為軸心，八面圍攏，用盡混身解數，曲徑通幽地投其所好；同時，圍繞這個軸心建立自己的關系網絡，這個關系網自然會與另外的關系網相互勾連又相互爭斗，各顯其能，各自尋找升官之道。一個偶然的機會來了,皮市長心臟病發作，朱懷鏡正巧在場，救了市長一命，于是市長把他提為財政廳副廳長。四十一歲的朱懷鏡當上了副廳級干部。
官場生態是有邏輯可循的。表面上看，官場升職是有程序的，比如是否提升朱懷鏡要進行民意測驗。其實，還有一個潛規則：就是上級任用下級，都愿意用自己人。這種選擇干部的機制，對下級來說，一定要曲盡迎奉，惟命是從，造成事實上的人身依附性；對上級來說，一定要利用下級的忠誠，實現自己不在場時權力的控制。事實上，一個人的升遷，由上邊某個人說了算，是體制本身決定的。
朱懷鏡身在官場，心里不是沒有想法，他尊敬那種按道德理想立身行事的人，但這類人在小說中只是與官場人生作為對比存在。一些文化人的道德理想，除了用以獨善其身，在現有體制面前只能是報國無門、無能為力。
婚外情是《國畫》的一條重要線索。婚外性關系是當代官場一道不可缺少的風景。對此王躍文沒有作簡單的粗鄙化處理，他讓我們看到官位的高低與婚外情的程度如何成為正比，地位性格不同的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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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小官對大官的行賄；因為中國的干部制度是金字塔結構，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一類是民對官的賄賂，主要是商對官的行賄。官員掌握公共權力，對公共資源的使用有支配權，比如修高速公路，房地產開發等等工程項目，誰拿到項目，誰就有利可圖。于是商人要賄賂主管官員。朱懷鏡沒有能力對抗這種潛規則。他要升官，要從地委副書記升為正書記，只能屈從這種潛規則。小說一方面描寫朱懷鏡巧妙地化解了下級官員對他的賄賂，一方面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對更高級官員的賄賂。這正是小說有深意的地方。
朱懷鏡因為在高速公路的招標中拒絕照顧市委王書記的兒子，實際上已經和市委書記進入了決斗的戰場。官大一級壓死人。面對權傾一方的省級市委書記，他只有借助中央的力量。朱懷鏡行賄送給中央某老的貢品不是金錢，而是自己權力管轄范圍內的歷史文物。為投高官附庸風雅之所好，在《國畫》中，朱懷鏡送的國畫，在《梅次故事》中，與時俱進，改送文物了。朱懷鏡賄賂這個大人物，既是不得已，也是巴不得，總之一言難盡。作者娓娓道來，把官場上那些不能拿到桌面上的秘密，都攤開來了。
《蒼黃》
2009年出版的《蒼黃》，講的是一個縣級領導班子的故事，和《國畫》、《梅次故事》沒有前后的銜接，而是官場進入新千年的另一幅微縮景觀。比起前兩本書，情節更加緊湊，文筆更加洗練。事件接踵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環環相扣，險象叢生，進一步展示了現代官場角逐權力的殘酷，看得讓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
《蒼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差配”。何為“差配”？“差配”就是差額選舉的配角。這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當代政治特色的名目。在選舉前，往往刻意安排一個必定落選的候選人當作選舉的陪襯。這就是“差配”的由來。正常情況下，哪個干部也不愿意充當這種角色。在《蒼黃》里，縣委書記最先想到的人選是物價局長，但“物價”拒絕了，還罵了娘。又找到一個鄉黨委書記，向他說明雖然當不了副縣長，但這是以后晉升的捷徑，這個“鄉黨”勉強同意了。故事就從這兩個人的噩運展開。“鄉黨”在選舉那天，如入其境，還沒有等唱票，就提前進入角色——神經失常了。他被強迫送進了醫院，落了個外號叫“劉差配”。新班子剛落定，對物價局長的打擊開始了。先是說他有五萬元經濟問題，反復調查，不承想，此“物價”格外清廉；接著又設計把“物價”定為嫖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陷害。
“物價”氣不過自殺，未遂；其老婆無處發泄，在自己工作的幼兒園下毒藥，掀起一場轟轟烈烈險些出人命的事件，“物價”的老婆因此被捕入獄。這時，縣財政局副局長沒有當上正局長，狀告縣委書記受賄十萬；被陷害的“物價”與沒有升職的“副局”一起到省里告狀，被圍追堵截，押回來送進了精神病醫院。緊接著，一起礦難發生，又帶出經濟案——關涉縣委書記的經濟受賄；曾經行賄于縣委書記的新任財政局局長突然失蹤……。人命案一個接一個。始終在小說中穿針引線的縣委辦公室主任李濟運與縣委幾個同行都認為縣委書記心狠手辣，便將他聯名上告，重要的證據是三百五十萬元干股受賄和把好人送進神經病醫院。縣委書記被雙規了。新任縣委書記，本是市里的一個局長，對前任書記加害好人的做法頗有微辭，但繼任以后，并不為受害者洗冤，而是精心運作，將幾位具名告狀的主要官員——縣長、縣政協主席、縣人大主任，調離的調離、閑置的閑置，離開了縣政府方面核心崗位。這是非常耐人尋味之筆：新一輪官場游戲，又回到了原有的軌道。
小說張馳之間，讓鄉間賭場、黑老大搖身變納稅大戶、礦難欺騙與栽贓、上訪堵截……這些在大地上正在進行的事件，都在這個虛構的縣城中上演著；進入網絡時代的帖子，在小說中風起云涌；手機游刃有余的表演著暗箱操作；所有小說暗示批判的東西，網絡的話語有淋漓盡致的表達，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宣傳部門已經會制造網尸，可以讓帖子死掉，組織“五毛黨”……萬般世相在小縣城中無所不有。
王躍文曾說，他的小說描寫的現實種種，不過是冰山一角；近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小說中負面東西，遠不如生活本身那么嚴重和復雜。”
藝術作品的誕生無論如何也跟不上現實問題的發展和延伸。而這三部長篇的審美意義就在于，它和任何同類題材小說都不相同。
1985年，有一部轟動一時的長篇小說叫《新星》，并拍成電視劇，影響很大。這部小說圍繞一個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和原縣委舊勢力的斗爭，展現了八十年代初官場的政治角逐，突出的是改革與保守勢力的斗爭。它把社會中的一切弊端，處理為某些官員的因循守舊、官僚主義、愚昧頑固。小說對主人公李向南的品德和能力大加渲染，客觀上滿足了國人期盼青天老爺的社會心理。九十年代，《抉擇》、《人間正道》、《蒼天在上》等涉及官場的作品，也曾轟動一時。《抉擇》還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抉擇》揭示了花錢買官、公款嫖娼，行賄受賄、拉幫結派搞圈子……一系列官場腐敗新現象。它讓群眾看到了腐敗的廣泛性和多面性，但也讓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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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官場生態演變的三部曲
看到這個社會還有黨性和良心，他們會做出正義的“抉擇”。小說中不論是勇于改革、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的清官，還是玩弄權術、貪污腐化、勾心斗角的贓官，其實還是作家意念的外化。作家通過正面形象表達對社會前途的希望，通過反面形象顯示自己的社會批判指向。
而王躍文在十幾年前就調整了自己的定位。他在《國畫》的后記里說：“給社會開藥方只是近時一些作家使命意識覺醒才有的說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搶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飯碗。事實早就證明，自從作家想當醫生以來，一直力不從心，也就無從稱職了。如果就著這個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驗單，一張張透視底片，診斷的責任還是留給人民和歷
(3)史吧。”
王躍文這三部長篇小說，寫作于最近十余年間，和當代中國官場政治生態的演變幾乎同步。自長篇小說出現以來，就有人用它來講述官場的故事。但藝術成就有高下之分。難點不在于交待官場的行為，而在于再現官人的心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人把王躍文的官場小說和清末民初狀寫官場黑幕的譴責小說歸為一類，這是不恰當的。王躍文并不欣賞清末譴責小說，對他們也沒有繼承關系。我覺得他還是比較鐘情《紅樓夢》所包含的現實主義傳統。如果說，《金瓶梅》、《紅樓夢》是明清兩代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百科全書，王躍文這三部長篇也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全息圖景。
不開藥方，不等于沒有傾向，沒有向往。王躍文不光是為官場拍出一張張入木三分的X光片，他的敘述后面分明還有一種極深的悲涼，悲涼后面隱約讓人感到一種對清明政治的向往。所以他下筆時對縣長明陽這樣不識時務的官員流露了幾分同情，對朱懷鏡、李濟運這樣良知尚未全失的官員的無奈也存有幾分理解，甚至還讓那個認同顧準和楊偉名的記者曾俚靈光一現。從中我們還是感受到了他藏在心底的一種憧憬。《金瓶梅》和《紅樓夢》都是古典小說的名著，但美學境界有明顯分別。在《紅樓夢》和《金瓶梅》之間，王躍文的美學追求還是傾向于前者。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小說中缺乏有些人所希望的所謂光明，但也有溫暖
(4)
和亮光，不過它也許只是黑暗和寒夜里的燭光。”
放棄了開藥方的角色，也就無須人為地塑造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政治理想人物。需要的只是真實地再現官場的氛圍。從《國畫》、《梅次故事》，到《蒼黃》，都是如此。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場”的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官員，或積極所為，或無奈適從，都會一視同仁地染上官場的灰色。在這種體制中，適者升遷，不適者出局。比如《國畫》那個鄧才剛，就因為他剛入官場時不懂規則，憑著還有的學生氣、正義感批評過市委領導，于是上邊對他有了成見，就永遠升不上去了，只好下海經商。王躍文讓文學的邏輯服從于生活的邏輯。在這種混沌的官場氛圍里，官員們一方面受著潛規則的制約，一方面又按照自己的性格邏輯行事，即使是作者描寫的“較好的人”——《蒼黃》中的主人公李濟運——官員中不拿煤礦干股的三個較清白人之一，也是一方面心里明白，一方面還要違心地助紂為虐，把受到陷害的干部送進精神病醫院。文學是人學。王躍文的文學成就，在于他藝術地再現了當代的一個特殊群體——官員——他們的政治倫理、行為方式和心理特征。
注釋：
（1）王躍文：《國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P153。（2）王躍文：《國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P131。（3）王躍文：《國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5月版，P690。（4）術術、王躍文：《縣委書記是官場起步價》，《SOHO小報》2009—8P48。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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