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報（ID：zqbcyol）
作者：樊未晨、張迪
小時候，孩子黏著父母，而父母渴望自由；長大了，父母黏著孩子，而孩子卻急著獨立。
不知不覺中，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生活中的你，和父母之間是怎樣的相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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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前些日子才從鄭州回到北京的家，結束了一個多月的送女兒上大學+陪讀的生活。
作為一名“新晉”大學生的老爸，高大健碩的李先生回京以后出現了如下癥狀：敏感脆弱，看到大街上走過的父女就閃淚花；時常發呆，無論居家還是會友總是心不在焉；手機寸步不離，總盼著接到女兒的電話，但是電話真的來了又不知道說些什么，“吃得怎樣、睡得好不好”問了一遍又一遍……
而已經展翅高飛的孩子對父母的牽掛和惦念并不領情，甚至有些厭煩。
北京女孩聞冉今年考進了本市一所大學，學校和家都在海淀區，相隔不遠。但是，從9月開學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聞冉沒回過一次家。“我爸媽一星期幾乎能來三四次，煩！躲都沒地方躲！”
在經歷了備戰高考的緊張、填報志愿的糾結、功成一役的興奮、入學報到的忙亂后，大一新生和他們的家庭已經進入了平靜期，但在這平靜背后，一些家庭教育中的深層問題和矛盾漸漸浮現。
一場“親情拉鋸戰”正在60、70后父母與95后孩子之間展開：小時候，孩子黏著父母，而父母渴望自由；長大了，父母黏著孩子，而孩子卻急著獨立。
很多剛剛把孩子送進大學的父母，都自稱是“空巢老人”，盡管他們只有四五十歲。人們常用“斷奶”來比喻孩子的獨立，但當孩子真的長大了、要獨立了，一些家長反倒無法適應，甚至感到痛苦失落。
李先生說，自己的“空巢”癥狀比妻子來得要晚一些。
夫婦二人都是大學畢業，妻子楊女士讀的還是師范院校，二人對女兒思銳的教育格外重視，但凡是女兒的事情，哪怕再小也要當成頭等大事。思銳高三這一年，從心理到生理，楊女士對女兒的照顧是無微不至，一心想讓女兒考上一所好大學，之后的人生路能走得更順利。
當得知女兒已被外地一所高校錄取后，之前所有心思都在女兒成績上的楊女士，忽然間意識到女兒要離開自己了。楊女士瘋了一樣地托關系找人，希望能由北京的高校錄取女兒，哪怕學校檔次低點都沒關系。
當然，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
放心不下女兒的夫婦二人，決定先讓工作比較自由的丈夫去陪讀一段時間，即便這樣，女兒離家那天，楊女士一天都沒有吃飯，“我覺得我的人生仿佛昨天還在青春期，怎么一下子就來到了空巢期，心里完全空了”。
就在楊女士為女兒的飛走而悲傷時，胡女士也熬完了她的“母役”。
胡女士是上世紀90年代畢業的碩士研究生，不久前的一個周末她帶著兒子看望了自己的研究生導師。這是胡女士畢業20年后第一次拜訪老師。“這20年我在工作上沒有什么成就，不過好在把兒子培養出來了。”胡女士對導師說。
按理說，那個時代的碩士生還是比較稀有的，只要肯努力，都能成為單位的骨干和業內佼佼者。就在胡女士入職第二年，兒子出生了，胡女士的重心逐漸從事業轉向家庭。兒子上學后，胡女士更加投入，每天腦子里想的都是“怎么讓孩子養成好的學習習慣”“別人學了什么”“兒子還需要學什么”“什么時間學”……胡女士的時間表也要根據兒子的時間表安排。別說看望老師了，就連自己的工作也經常被耽誤。
“這些年陪兒子是我的主業，工作是副業，其他，就根本沒有其他了。”胡女士說。
可能有人覺得胡女士、楊女士這樣的父母并不多見，但不能否認，在很多父母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她們的影子。
胡女士、楊女士是60后70后的代表，他們的教育觀以及做父母的方式與自己的父輩完全不同。這代人成長于中國社會的動蕩時期，再加上兄弟姐妹眾多，“散養”是他們主流的成長狀態。而當他們為人父母后，恰逢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走向開放、現代和多元，教育觀念和教育方法變化極大。
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正是中國社會教育思潮最為豐富的20年。不僅素質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大量來自西方、被認為更加科學的教育理念涌入中國。有學者進行文獻研究時發現，1993年之前的教育類辭典中還沒有收錄“教育理念”這一詞條，之后各種教育理念不僅出現在辭書中，而且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熱議的話題。
之前沒有哪一代父母像60后、70后這般如此關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長，也沒有哪一代的父母像他們那樣在孩子身上投入那么多心血。
投入的多，想要的回報也多。
不過，這一代父母需要的回報并不是物質上的，他們更期待孩子情感上的回報。
“這個暑假我爸爸突然很傷感地對我說，‘多希望你能至少在我身邊陪我到50歲呀！’”中國海洋大學女生袁一夢說。在袁一夢心目中，爸爸并不是情感細膩的人，“上大學之前我甚至覺得他巴不得我快點兒離開家”。
因為無法適應孩子離家后的生活，一些父母就開啟“黏人”模式：每天都要打電話、發微信，隔三差五就去學校探望，還有極端如李先生者，干脆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還有的父母因為無法忍受孩子離家后的寂寞，干脆決定再生一個孩子。
然而，對于父母如暴雨般傾注的情感與關愛，振翅高飛的孩子并不歡迎。
“剛開始，女兒下了課就回到出租房，可沒過幾天她就急著轟我走，也不回來住了，最多吃個晚飯，再后來，連晚飯都不回來吃了。”李先生說。
其實，也不能責怪思銳，父母給她的，恰恰是她最不想要的。
“我跟我媽媽關系最不好的時期就是大一、大二。”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大三女生小彭對記者說。
這個來自西北的姑娘看起來柔柔弱弱，但是骨子里卻很倔強。
剛上大學，小彭急著投入美好的大學生活，忙得不可開交，而媽媽卻每天都要和她通電話，有時還要視頻，小彭很不耐煩，“那些話、那些事每天都在反反復復說。”母女倆更大的矛盾來自對未來的規劃，媽媽希望小彭盡可能安穩地過一生，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收入、穩定的家庭；而小彭則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更加波瀾壯闊、更加驚險刺激。
那兩年，母女二人在電話里不是大聲激辯就是吵架拌嘴，有時候連最簡單的報平安都能演變成暴風驟雨般的爭吵。
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孩子存在著兩個青春期。一個是十三四歲時隨著生理變化而來的青春期，但由于高考在大多數中國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孩子的青春期被海量的習題、無休無止的考試及考上大學的強烈愿望所占據，使得青春期本該有的叛逆被沖淡了。
而進入大學后，這些孩子緊繃了幾年的弦松了下來，青春期沒有來得及釋放的荷爾蒙好像攢到這時候釋放了。
“我就是想獨立，就是不希望他們插手我的生活。”在西安上大學的可蓉正在北京實習。由于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住得“慘兮兮”的，“父母有很好的朋友在北京，只要我張口他們肯定能幫我解決房子的問題，可我真的不愿意，哪怕住得再慘也沒關系”。
過了青春期的孩子們進入了后青春期。他們執拗地想甩開父母。突然“空巢”的父母并不理解孩子，還在一味地用自己的方式“愛護”著孩子。
尖銳的矛盾就這樣形成了。
“我現在特別不愿意想起他們，只要一想起來就氣得跺腳。”這是剛剛開始大學生活的胡佳佳這兩個月來的心態。本來相親相愛的一家三口現在近乎成了仇人。
胡佳佳是山東青島人，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學，一家人都很高興。胡佳佳本不希望父母把自己送到學校，可父母說是想借機到上海旅游。
報到完畢，安頓了胡佳佳，父母在上海又停留了一周時間。貌似一切正常。
沒想到父母走后第二天，輔導員就把胡佳佳單獨叫到了一邊，讓胡佳佳震驚的是，輔導員遞給她一個“大紅包”，說是胡佳佳的父母在離開之前給他的一點兒“意思”，讓他對胡佳佳多多關照。
“我現在只要想起自己從老師手里接過紅包的那個瞬間，就覺得渾身難受，覺得自己的自信心完全崩潰了，覺得自己的整個大學都被父母毀了。”胡佳佳說。
那一天，胡佳佳跟父母在電話里大吵一架，讓他們以后不要再管自己的事，不要“再害自己”。
不過，隨著孩子的成長成熟以及父母逐漸適應了“空巢”生活，曾經尖銳激烈的親子矛盾也能緩和。
“我現在突然能理解他們一些了。”南開大學的大三學生易辰說。
易辰所學專業是德語，他的職業理想是做個“同傳”（即同聲傳譯），但是父母卻想讓他考公務員，并在大一的時候要求他輔修財經和管理類專業。
對于父母的這種指手畫腳易辰非常反感。為了不受父母擺布，輔修的專業只學了一個學期就停止了，之后易辰又遠走德國海德堡大學做了為期一年的交換生。
易辰的轉變是從做交換生開始的。
大概是離熟悉的環境太遠，在自己嘗過了生活的艱難之后，易辰變得冷靜了。他突然理解了父母為他規劃道路背后的用意，“我知道父母指出的那條路一眼就能看到頭，卻是最安穩的一條路。”易辰說。
“隨著我們的長大，我也明白了那時候跟父母非要擰著干也是一種較勁兒。”來自山東的大三學生張昕說，剛上大學的時候不僅不愿意聽父母的，也不愿意回家，遇到困難也不愿意和父母說，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完全擺脫了父母的照顧，才能說明自己獨立了。
“子女和父母之間的感情是從‘依戀’到‘責任’，而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卻是從‘責任’到‘依戀’。”張昕說，分水嶺基本上就在18歲，所以，那時候孩子和父母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會非常明顯。
林女士在孩子上大學一年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找到了新的寄托，她反思說，我們這代父母太想給孩子理想的教育，把孩子培養成自己理想的類型，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迷失了，犧牲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父母的過度關注反而讓長大的孩子感覺到被束縛、不自由，一心想掙脫親情的枷鎖。
作家龍應臺的一段話讓林女士感觸頗深：“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林女士說：“對孩子最好的愛是讓他們順利離開，父母自己不要成為孩子‘離開’的絆腳石。”
本期編輯：蔣波、胡程遠、田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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