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處在社會低層以及在底層掙扎謀生的人，在權貴、富人階層面前，今天還能有什么心理優勢嗎?利益分配的食物鏈，也就是心理的食物鏈——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本的人在利益上吃定大眾時，在心理上當然也吃定了。
意外的是，答案是：有。不過，戰場已轉移到了文化領域了。這是非常具有轉折性的一個變化。
如果說，在2012年，大眾還只是用“屌絲”這一自嘲來防守，讓自己在心理上站穩的話，那么2013年，他們發明了“土豪”這一新式武器，雖然玩的仍然是戲謔之類的游擊戰，但已開始在文化上進攻了。縱然2014年，文化之戰不會出現“陣地戰”的局面，但他們無疑已經獲取了對對手進行命名的能力，這一能力阻擊著“土豪”們在攫取了權力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后企圖完成階層地位的文化包裝的歷史進程。
通過對社會稀缺資源的不公平占有建構了自己的階層地位的階層，一旦用錢來把自己包裝成“貴族”，獲取這樣的階層文化身份，在文化心理上，肯定會合法化對稀缺資源的不公平占有。所幸，我們看到了這一點。
大眾沒有“文化自信”
2013年12月初，邁克爾·桑德爾(哈佛大學教授，當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這個時候，“土豪”一詞的“能指”正在擴大。而一年前他來的時候，流行的還是“屌絲”這個詞——如今它已經被遺棄了。
桑德爾這一次來中國，雖然拷問的是“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但對“金錢可以買到什么?”他來對了，也非常應景。2013年的中國，正是闡述此類命題的一個最好的社會和文化背景：錢買到了太多該買和不該買的東西，它的功能遠遠超過了作為貨幣的功能。那么，有哪些東西是金錢不能去買的?這是桑德爾的發問。而對于中國的大眾來說，問題變成了：那些用錢來焦慮地表達自我的人，有哪些漏洞是我們可以抓住并反擊的?
這幾年，中國新富階層的炫耀性消費，甚至“仇窮”的各種言論和行為一直在刺激有被剝奪感的大眾。“仇富”是非常自然的，因為“仇窮”在先，但大眾的“仇富”骨子里帶著艷羨。他們比誰都想成為他們所“仇”的階層，正如無產者也艷羨資本家并想變成資本家一樣。這是金錢所支撐的社會價值排序的強大威力。他們接受的是有利于新富階層的那一套文化意識形態，結果是注定的，他們只能在游戲中被新富階層全面壓制。而只要他們仍然懷抱自己哪一天也像新富階層那樣“成功”的希望，情況就會一直如此。3lian.com/zl/轉載請保留
相應的是，在被刺激、羞辱中，大眾所產生的憤怒，并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化意識形態支撐。這種憤怒的心理功能，不過是在療傷，一種另類的“情緒療法”罷了。它往往是一個社會中的被剝奪者在心理上保護自己的固定模式。 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2012年“屌絲”詞語的出爐和大規模傳播。大眾開始尋找更能在心理上保護自己的方式。
終于找到了，那就是自嘲。他們利用了這樣一個心理機制：我都對自己下手了，你對我的傷害也就沒那么大了，同時，我還獲取了道德優勢。這是心理博弈的一個逆轉。雖然大眾仍然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化意識形態支撐，但他們在站穩后，借助于群體力量，已經可以出擊了。
命名的權力
中國人對于“土豪”一詞非常熟悉。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號言猶在耳。在不同的語境中，它最初的所指，無論是鄉村中有錢有勢的家族或個人，還是鄉村中有錢有勢的惡霸，都是被唾棄、蔑視的對象。革命群眾在這幫人面前，雖然沒錢，還是有由道德優勢、真理優勢所支撐的心理優勢的。想象自己站在真理和歷史潮流一邊的人，在心理上往往不可戰勝。當然，支撐革命群眾的心理優勢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土豪的“土”，沒有文化。如果換成了城市中有錢有勢又有文化的“貴族”，情況將大不一樣。
這個詞語，因為它的革命語境，是很嚴肅的。但正如它可以服務于革命一樣，同樣也可以服務于文化之戰。由于詞語具有豐富的“能指”，它新的“所指”，總可以被創造出來并在新的語境中加以放大。
“土豪”一詞獲得新的所指，源于一款網絡游戲。游戲中有一個職業，裝備越好，傷害力越大。但裝備當然要用大量的人民幣來支撐。于是，這些燒錢燒得很厲害的游戲玩家也就被稱之為“土豪玩家”。在最初的語境中，這是一伙有錢但無腦的人，“有錢”只是暗示消費能力，不對應“階層”。某款網絡游戲的參與者在13億中國人中不過是一個小圈子。但網絡時代，由于詞語所具有的戲謔效應，如果能切入現實，當然可以大規模地擴散開來成為全民話語。
“土豪”的流行，肇端于“和土豪做朋友”的微博運動。這場運動由于大量“屌絲”的加入，構成了“屌絲”和“土豪”的階層對比，大眾驚喜地發現它幾乎可以用來安在那些一擲千金但品位較差的中國新富階層頭上，并且這樣做，他們充滿了可以在文化上反擊這些在心理上挫敗他們的人的快感。于是，“土豪”成為對中國新富階層的命名。
對這一命名，新富階層毫無文化上的反擊能力，只能被動挨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也沒有文化自信。不錯，金錢、成功之類的文化意識形態有利于他們，那正是今天中國世俗觀念的主流，但這些東西非常俗，不具備在文化上包裝階層地位的功能。這一點，給“土豪”一詞在所指上擴大化提供了可能。
土豪化的中國
大眾在形象思維上是特別發達的。在推理上，也非常擅長類比。假定A是X，具有屬性p，那么，如果B具有p的屬性，那它就是X。“土豪”對應了“有錢沒品”的新富階層后，很快就收容了與之在屬性上相同或相似的諸多東西：豪華的政府辦公樓、“廣州圓大廈”、蘋果手機的“土豪金”、應對霧霾的“土豪”裝備、一個老板買賣廢棄坦克的“土豪”行為……
而一些權力者、專家，在說話時也非常具有“土豪”色彩。他們掌握著權力、話語霸權等稀缺資源，但或對窮人鄙視，或對公眾不屑一顧，在政治倫理、理性能力的修養上都沒品。有意思的是，桑德爾所拷問的“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正切入“土豪科學家”們在2013年轉基因問題上的言說。
中國社會確實“土豪化”了。準確地說，中國社會的文化心態=“屌絲化”+“土豪化”。我相信這一公式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某種意義上，“屌絲化”和“土豪化”一體兩面。而一個“土豪化”的中國社會，表征的正是新富階層，以及其模仿者們在自我認同，以及他者認同上的深深焦慮。郭敬明的《小時代》，差不多也是“土豪化”的一個另類版本，或者說，是“土豪”的模仿者們演繹的版本。他們身份的宣示靠的是錢，但卻以“生活方式”、“權利”等詞語來粉飾。
無論如何，文化之戰已然打響。大眾阻擊“土豪”們完成對自身階層地位的文化包裝，結果將會怎樣呢?非常有可能，真不怎么樣。中國新富階層對自身階層地位的文化包裝，唯一的障礙，不過是時間而已。這是一種半真半假的阻擊。
從含義上看，“土豪”的命名既不像解放前那樣搞得大家那么緊張，你死我活，也不像網絡游戲中大家抹去階層區分，而是參雜的有艷羨、價值上的貶斥、嘲弄等復雜的情結。它僅僅是一種高級版本的“弱者的武器”，即話語上的解構，沒有“污名化”的色彩。
這決定了，“土豪”的大眾話語狂歡，在解構上遠不能和解放前的革命語境相比。他們指向的東西并不一樣，革命群眾是要把土豪們，及背后的等級制度連根撥起，而今天的大眾卻存在劉邦、項羽看秦始皇出游時的那種心態，無論是“大丈夫生當如此”，還是“彼可取而代之”。他們給自己也留下了有朝一日成為“土豪”的機會。 這也意味著，大眾給“土豪”們留下了成為“貴族”的機會。
所以，雖然大眾已經反擊，但2014年，“土豪”的話語泡沫注定破裂，然后，像以往的流行詞匯一樣，過時，陳舊。那不過是一場曾經的文化之戰的記憶。三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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