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離開北京，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在經歷了9.3閱兵西方國家元首集體缺席，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相互指責，中國南海造島風波，美國對于亞投行建設的阻撓，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輪番攻擊中國等問題之后，習大大走上了訪美之旅。
有人稱此次訪問為“迎難而上”，這也折射出中美關系的復雜。
一
中美關系之所以錯綜復雜，除了外交策略的原因，至少還有兩方面因素。
一是美國對中國恐懼過了頭。美國本以為中國抗議無非“嗓門大，嚇不了人”，中國軍事要趕上美國至少還有1-2個年代，卻沒料到9.3閱兵展示的戰略武器個個是針對美國重要武器的“殺手锏”，更遑論閱兵尚未露面的新型戰略核武器和新一代隱形戰機等高端武器。
這讓美國很震驚，也很顧忌——就在美國退出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泥潭實施全球軍力收縮時，中國軍力卻悶聲上臺階——中國已然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地區反制美國的軍事威懾，至少美國不能再如過去那樣，作為西太平洋地區唯一的超級軍事力量存在。雖然還帶著些許懷疑（如挑剔中國的隱形戰斗機發動機技術跟不上、反航母導彈戰力有待檢驗等），但測不準中國軍事實力這潭水有多深，無疑讓美國“不寒而栗”。
二是美國對自身危機的恐懼。脆弱的金融體系、龐大的帝國債務以及兩場戰爭后全世界跟著遭殃的爛攤子（ISIS崛起和中東難民危機），無情擊打著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品牌”公信力，對“美國例外論”的質疑在加大，這讓美國在對中國的戰略試探中難免底氣不足。
二
很多國內外學者喜歡從歷史的鏡子中尋找對于今天的解釋，推演出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往往掌握在兩個超級大國的手中，冷戰時代是蘇美，如今是中美。
蘇美爭霸時期，世界是彼此孤立的，東西方陣營公開為敵，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甚至將核導彈對準彼此，以相互核毀滅保持體系穩定。
以此類推，隨著一兩個年代后中美國力不對稱性基本消除，以傳統國力為標準的均等化時間來臨，中美也不是沒有徹底攤牌、兩虎相爭的可能性。因為雙方并駕齊驅之時，往往也是最危險的階段。
一個要衛冕，一個要奪冠；一個要挑戰，一個要迎戰；領先的美國會焦躁，趕超的中國也會焦躁；一來二去，本就缺少戰略互信的雙方就容易妖魔化對方，戰略誤讀會加大，以致擦槍走火，重走美蘇爭霸老路。
三
但這種今昔類比分析的缺陷在于，忽視了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點。如今的美國已不再是當年國運鼎盛時期獨步天下的美國，而是正走向帝國“偶像的黃昏”，國力的相對衰弱讓美國“想打誰就打誰”的脾氣變小了。
如今的中國也遠非當年的蘇聯可比，后者在僵化的體制、窮得叮當響的經濟底子以及極權主義的荼毒下，堡壘從內部攻破，對美國的威脅不過是曇花一現。
而今的中國經濟成就空前，經過30年的摸石頭之后，已摸出了國家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相比于社會福利+工業經濟的“德國模式”、以及經典地受制于市場經濟版本升級自然過程的“美國模式”，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此外，中國有著數千年儒家文化的積淀，中庸之道深入骨髓，雖則每當國際關系中那些友好項目變成爛尾樓之后，總會有民族主義跳出來主動接盤，但在國策戰略的選擇上，基本仍以中庸保守、謹慎穩健為主流。
當今的世界政經體系也非冷戰時期那種“針尖對麥芒”的兩大陣營極端對抗，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下的相互依存和融合，中美雙方都是亞太經合組織、G20等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中國身邊也不存在當年被蘇聯把持的那樣的衛星國。
鑒此，中國的戰略智慧無疑要高于前蘇聯，與同樣具有高超戰略智慧的美國旗鼓相當，這也是中美避免重蹈美蘇爭霸覆轍的基本前提之一。
四
進一步地，中美格局遠非當年美蘇爭霸時政冷經冷、彼此孤立的狀態，而是在眾多領域有交集與“共同利益”。
金融領域，中國的2.4萬億美元外儲已成為美國國債市場的頂梁柱，美元儲備占全球的比例接近1/3。
在經濟貿易領域，中美兩國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
反恐領域，“9·11事件”是新世紀初擂響的美國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單槍匹馬十年反恐的結果是，打出了一個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而恐怖主義的全球化蔓延趨勢，無疑對中美聯手反恐有著內在訴求。
環保領域，同樣的生產模式、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促使中美只能共同尋求從高碳轉向低碳的路徑等。
當然，除了合作領域，中美也有不少競爭領域。如南海問題，中國要建島，美國要遏制；全球治理體系方面，美國要壟斷金字塔頂層，中國也想占一席之地，而體系格局是有限的，這就構成了中美爭奪的悖論；價值體系層面，美國要向全球輸入美式價值觀作為統馭世界的軟實力，但中國模式的在國內的成功，又必然會帶來中國式價值觀依托于中國經濟實力對全球的滲透，雙方難免狹路相逢等。
總之，中美關系前所未有的復雜，并非傳統帝國的零和博弈，而是既競爭又合作；換言之，競合而非競爭，非敵非友，將是今后一段時期中美關系的主要特征。
五
此外，全球化的程度無疑決定著中美間的合作度。顯見的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將所有國家裹挾其中，而引發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即“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模式，便是全球化的產物。
如今，以危機為拐點的全球化雖正趨于退潮，但中長期來看全球化仍是不可逆；這意味著中美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只會進一步拓寬、加深，而非人為意志可以逆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是大勢所趨。
此外，新一輪全球化中，創新能力無疑是影響中美誰將最終勝出的關鍵變量。總體上，中美創新各有特點，各有側重。
中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特征，有很強的制度創新、組織創新能力；但缺陷在于，急功近利，缺乏遠見卓識，思維僵化，創造性思維發展受阻，對失敗寬容不夠的功利性社會文化等。
相比之下，美國有戰略眼光，實驗室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多，系統集成能力強，美國文化更能寬恕失敗，接納不確定性；但弊端是，過度金融化與產業空心化，使最聰明的美國人都扎堆在華爾街，遠離了實驗室創新，原創能力下降。
雙方若能揚長避短，未來或將在不同的創新層面各領風騷，如中國成為制度與組織創新領域的領跑者，而美國則是在原創型創新方面獨大。
六
對于中美關系，美國名人的解讀頗多。如基辛格認為，中國無法和平崛起，它有可能如百年前的德國一樣，國內民主最終被沙文主義傾向所利用，導致帝國的殺戮；中美既無法主宰對方，又要在關鍵問題上合作。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中國的人均收入要到幾十年后才能趕上美國，故不必對中國崛起過于恐懼，反倒要小心恐懼本身的危害。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則認為，中美要避免由相互對抗加劇所導致的傷害，應搞好建設性的伙伴關系等。
這些觀點雖在中美合作上存在共識，但多從歷史照亮未來的視角，或是傳統帝國競爭的立場來闡述；且本質上仍是美國主流價值的維護者。
七
然而，站在用未來引領今天的角度，關鍵看下一個十年誰更有精力和實力于國際事務，世界真正的新變化不在帝國間的排序，而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跨企巨頭、互聯網、金融和非政府組織等國家之外第三方的崛起。
未來十年，隨著G7、G20等國家影響力減弱，中國GDP終將超過美國，沒有“老大”的時代即將開啟，世界處于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期，無政府主義的混亂與多邊主義的興起共存；各種第三方組織將如雨后春筍，從而成為國際政治多元化走勢的主要推手，換言之，無論G20、G2還是G0都不代表未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對于如何適應多元化的未來世界，當下的美國是無奈的，未來的中國則將承受誘惑。而是否擁有深刻長遠的歷史眼光，能否恪守中庸守拙的戰略智慧，或是中國屆時能否駕馭成功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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