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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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上海擔任日本《讀賣新聞》上海支局支局長的高井潔司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作《用你的頭腦看中國》。盡管工作十分繁忙，我還是主動承擔了這部新作中文版的全部翻譯任務。書中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述太精彩，以至我生怕不熟悉高井先生的人不能準確地表達原著真意――也許這是多余的。

　　我是高井先生在上海工作時期的助手，交往至今已有17年。我很想借此機會，把我所知道的高井先生介紹給同胞們，讓大家在讀完本書以后，更多地了解這位優秀的記者、嚴謹的學者、熟悉中國的日本朋友。
　　
　　他率先采訪了洪廟農民
　　
　　高井先生于1986年9月初來到上海。那時，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并推廣到全國；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幾個特區引進外資、發展加工貿易，搞得有聲有色。但上海基本上還處在計劃經濟管理下，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綠地極少，到處都有“臟、亂、差”。就連工業生產總值的頭把交椅，也讓給了相鄰的江蘇省。當時中國的政治新聞在北京，經濟新聞在廣東。而上海，用高井先生自己的話講，開始覺得“沒有多少可以值得向日本報道的新聞”。
　　但是上海畢竟曾是國外媒體報道中國最重要的前沿陣地。當上海重新對外國常駐記者開放之際，《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共同社、《東京新聞・中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NHK都派出了堅強的記者陣容，有些記者在日本已經非常著名了。于是媒體之間的競爭大大加劇。日本報紙版面的限制本來就很大，《讀賣新聞》的發行量又是世界第一，駐世界各地的記者站多，記者也多，要在《讀賣新聞》上經常見報，并非易事。記者寫稿質量不到位，或運氣不好（指國際上發生大事件占了版面），有可能忙了幾月半載的，連一篇稿子都登不上去。
　　然而，正是在初到上海短短的一年時間里，高井先生不僅發表了大量膾炙人口、令人耳目一新的報道，而且多次在重要新聞的報道中拔得頭籌。他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杰出的新聞敏感，能察事物于“風起青萍之末”。1987年2月，對上海市奉賢縣洪廟鄉的采訪報道，很能說明這一點。
　　洪廟鄉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率先由農民集資建造起來的城鎮之一。上海當地的報紙只把它當作一般的新鮮事報道，并沒有提到必要的高度。但高井先生認為，這是中國農民在改革開放中富起來了以后，第一次向計劃經濟體制下神圣的戶籍制度發出了挑戰，是中國農村向城市化邁出的意義巨大的一步，立即決定去采訪。
　　當時奉賢縣政府辦公室的張正林副主任接到我們的采訪請求時有點意外，洪廟鄉的農民們更是喜出望外，熱情地接待了第一位踏上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土地的外國記者。
　　高井先生寫下了1800余字的通訊，開宗明義就點出：“農民自己建城鎮――在日本算不了什么事……但在中國是個劃時代的大事件”。接著詳細地報道了農民自己籌資建城鎮的背景、目的、城鎮的規模、參加集資農民的戶數、糧食配給制條件下的口糧解決方案、城鎮的領導體制、共產黨組織在籌建中的作用等問題。他特別注重報道了一向被認為“貧窮”的農民，何以有能力自籌資金建城市的問題，從而介紹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致富的多種途徑。該報道中，還出現了富裕農民的代表――當建筑隊老板的康先生，他的年收入在3～4萬元左右。在當時，“萬元戶”已經了不起，康先生算是特大戶了。
　　農民們看到自己集資建鎮的創舉被《讀賣新聞》報道時，很受鼓舞。洪廟鄉現在早已是欣欣向榮的繁華小城鎮，但當地的農民并沒有忘記這位第一個把他們介紹給世界的日本朋友。在建鄉10周年之際，高井先生接到了參加他們慶典的邀請。遺憾的是，高井先生當時在北京工作，未能赴約。
　　今天，農民建城鎮已到處可見，“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之間的壁壘正在解體。但在17年前，從一個農民集資建設的小鎮，看出其“劃時代”的意義，第一個向世界宣布“農民離開土地”，中國農村城市化時代的開始的是高井先生。
　　多年來，他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國內，都密切地注視著中國前進的每一步，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
　　
　　他斬釘截鐵斷言：中國不會亂
　　
　　高井先生于1999年離開《讀賣新聞》論說委員之職，到北海道大學當教授，成為一名國際新聞學理論的研究者。其實，他對這一領域的關注早在擔任外報部副部長時就開始了。他在1996年出過一本《中國消息解讀》的著作，就媒體報道和中國實際情況的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這次《用你的頭腦看中國》是對當年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
　　高井先生在這些論著中提出的是國際新聞學領域的一個老問題，那就是新聞的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問題；但又是新問題，因為中日兩國社會制度、文化背景不同，兩國媒體報道的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矛盾尤為突出。從傳達信息的角度講，讀者需要不帶傾向性的客觀報道，但客觀上不帶傾向性的報道是沒有的，因為寫新聞的人都屬一定的國家、民族和社會集團。所以，高井先生從新聞學的角度，對報道提出了盡可能“真實”、“全面”、“準確”的要求，批評了有些記者與媒體的主觀隨意性：有的深入采訪不夠，有的戴著有色眼鏡，有的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轉，有的為迎合讀者胃口選新聞，更有甚者為“批評而批評中國”。
　　高井先生不僅是“真實”、“全面”、“準確”地報道中國的倡導者，也是一個實踐者。他在本書中寫道：“就拿筆者來說，也想客觀地、中立地寫報道，但不管怎樣小心，不可能完全擺脫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觀點立場。”由于這種主觀上的努力，他在客觀報道中國的大量實踐中，練就了對中國未來杰出的預見能力。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1996年初，他寫了一篇題為《江澤民的制衡能力是關鍵》的時事評議。
　　當時江澤民擔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已經7年。中國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推動和指引下，改革開放再掀高潮，經濟增速保持在10％左右，進入了建國以來最穩定的發展時期。但此時，鄧小平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欠佳的消息開始流傳。
　　在日本，一些本來不愿意看到中國崛起的人有點按捺不住，在一些報紙、雜志上發表“鄧小平身后，中國必亂”的論調，還提出了所謂“中國5年政變說”，即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每5年左右，發生一次重大路線斗爭或權力斗爭。這使得那些想到中國投資發展事業的日本企業，也都裹足不前，等待觀望。
　　那年，我還在日本名古屋留學，國內的報紙看得比較少。我作為中國人，憑著對民心、黨心的了解，認為中國不會亂，但也不是絕對沒有絲毫的擔心。因為自建國以來，中國畢竟一直處在偉人的統治之下，潛意識中有一種“只要偉人在，天下就亂不起來”的依賴。而毛主席去世后，與“四人幫”進行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奪權斗爭依然記憶猶新。當一代偉人離去時，中國進入“巨人真空時代”會是什么樣，心里沒有底。
　　有一次，高井先生路過名古屋，和我討論到了這個問題。我僅僅從中國的民心、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的角度，談了鄧小平身后中國不會亂的理由。但心里知道，這些話對我的同胞也許有說服力，但對外國人有點隔靴搔癢。
　　幾天后，高井先生在《讀賣新聞》上發表了《江澤民的制衡能力是關鍵》的時事評論，闡述了“后鄧小平時代”中國不會亂的理由。這在“中國將亂”的嘈雜聲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其內容實在精彩，給人印象相當深刻，他的結論就是：只要江澤民主席把握好改革的尺度，制衡好各方面的利害關系，就能穩定大局，中國不會亂。
　　通篇立論明確，論據充足，結論有力。在日本一流的大報上，有如此說服力的議論文章是罕見的。讀了這篇時事評論，與中國友好的人士可以放心，到中國來投資的外國老板可以安心。除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外，已經不會再為“中國會不會亂”多費口舌了。
　　
　　他采訪過的地方“連棵草都沒留下”
　　
　　從高井潔司先生的新作《用你的頭腦看中國》中可以了解到，高井先生和中江要介先生（日本首任駐中國大使）訪問臺灣時，被《中國時報》稱為“親中國代表團”。或許日本國內也有人認為高井先生是“親華派”。其實，他自己并不認為自己“親華”，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知華”。他小女兒的名字就叫“智華”，意思是既要了解日本，也要了解中國。
　　我作為他的中國朋友，也不認為他是“親華派”。親了就不公正了，有悖他十分崇尚的“實事求是”精神。我們之間對一些問題也交換意見，但結論都不是統一在“親”上，而是“實事求是”上。高井先生十分贊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今年他訪華時，有個北京朋友送給他一個鄧小平的泥人像，他稱之為“最寶貴的禮物”。回國路過上海時，還特地到城隍廟多買了兩個，準備帶回國內送朋友。但他在當記者時，如實地報道過改革開放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在當學者時，也明確指出了中國媒體面臨的課題。
　　所以，把高井先生稱作“一位了解中國的日本友人”比較貼切。他之所以了解中國，是因為決不僅僅停留在書刊和資料上，而是遵循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原理，自己走，自己看。他當年采訪溫州地區，就是一次較為艱苦也是收獲頗大的實地調查。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熱點，除了幾個特區外，江蘇南部以鄉鎮企業為特點的“蘇南模式”與浙江南部私營企業為特點的“溫州模式”較為引人注目。鄉鎮企業帶著“集體經濟”的帽子，所以“蘇南模式”比較符合“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當時黨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式提法）的要求，從而受到理論界的推崇和當局的肯定；而私營經濟姓“資”，“溫州模式”盡管經濟成效顯著，但頗有爭議，報上正面宣傳得不多。
　　高井先生曾隨《讀賣新聞》代表團采訪過蘇南地區，那里固然有許多新人新事，但他憑記者的直覺感到，“溫州模式”越有爭議就越有新聞價值。他決定重點采訪溫州地區。
　　去溫州的交通不便，當時沒有飛機和鐵路，我們去時乘客輪，二等艙也臟乎乎的。一路要10多個小時，海浪挺大，還有點暈船。船上盡是做販運生意的人。回來改乘班車，繞道杭州，但車廂里十分擁擠，身邊也站滿了長途販運的生意人。我們還沒到溫州，旅途上已經感受到了溫州人為做生意堅韌不拔的勁頭。
　　在溫州，高井先生采訪和接觸的人中，有開啤酒廠的私營企業家，還到他的豪宅去做客，讓人大開眼界；有做園林草木生意的個體戶，他家雇了幾個工人和年輕保姆，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有做汽車零配件生意富起來了的農民，丈夫是文盲，管生產、裝配、發貨，老婆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負責簽合同；在結束采訪的路上，我們還遇到了一對年輕人的婚禮。據了解那位新郎做生意，已經擁有10萬身價，相當于上海100個普通工人1年的收入！
　　我們參觀了幾個當地頗為流行的家庭作坊，老婆一邊燒飯，一邊組裝電器零配件；也參觀了幾個農民集資建立起來的拖鞋廠，利用廢舊塑料加工成廉價拖鞋行銷全國；還參觀了號稱“遠東最大”的紐扣市場，了解了小小攤位的主人，何以通過一粒紐扣幾厘錢的利潤，積累起財富的傳奇；特別注重參觀了商店老板們自己集資改造的城市道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國家投資的城市建設模式……
　　溫州一派百業方興的氣象，但是用傳統的眼光來看，溫州的繁榮屬于“私”，屬于“資”。所以，高井先生十分關心共產黨組織和政府為什么能夠容忍這些“私”和“資”的企業的。
　　對這個問題，溫州的生意人回答得很干脆：我們這里“天高皇帝遠”，中央不給我們錢，不管我們飯，也顧不到我們在搞“社”還是搞“資”。溫州的政府官員則解釋道：溫州的共產黨書記們采取了一種“模糊戰術”，對私有企業，你做生意我管收稅，只管把經濟搞上去，不給你戴什么“社”或是“資”的帽子，避免理論上糾纏耗費精力。
　　高井先生把溫州生意人的話寫進了系列報道，但沒有把官員的話寫進去，也許這位普通官員的話不是一種權威性見解。但這些話與以后鄧小平南巡講話異曲同工，有一種上下互為印證的作用，反映了中國的領袖和黨的基層干部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致態度。這對以后高井先生正確把握中國發展方向有重要意義。
　　溫州采訪寫成的系列報道發表后，在日本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至連載推遲發表時，都會有讀者向報社詢問原因。鑒于高井先生的成功，又有記者去溫州“深山探寶”了，但據他回來說，“高井去過的地方連棵草都沒留下”，無獲而歸。
　　通過這次采訪，高井先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在理論問題上的靈活性，以及在發展經濟問題上的求實精神，看到了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路線的熱烈擁護和發家致富的強烈愿望。他明白，中國已經沒有力量能夠阻擋改革開放的步伐了。
　　他在上海1年的時間是短暫的，但以驚人的速度了解中國。這也有賴于他那頗有創意的學習調查方法。
　　他幾乎天天帶著我和司機俞建初先生在上海高、中、低不同檔次的餐廳吃午飯，有時也去夜排檔，學點中國菜，觀察各層次市民的飲食生活（好在那時物價比較便宜，他自己掏腰包也負擔得起）；跑了不少的“音樂茶座”（那時還沒有夜總會和KTV），了解人們業余生活；采訪街道居委會，了解社區生活；采訪農村、工廠了解人們的工作情況。他在一年中采訪了上至中央部長，下至農民百姓的近百人，連漂流長江的小伙子們，他都給予了關注，向《讀賣新聞》編輯部要了整整一個版面，介紹他們的壯舉。
　　他還主動登門拜訪了《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上海電視臺、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等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領導，和他們交上了朋友，也和一些中等規模的媒體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這些媒體和朋友在以后的工作中，給予了不少的幫助。通過交流和采訪，他還結交了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的不少專家和朋友。
　　正是在這些大量的實地采訪以及與中國優秀分子的接觸中，他漸漸理解到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無窮魅力，看到了中國未來的無限生機，感受到了中國人民渴望擺脫貧困的無比堅定的決心，同時也比較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這一切都為他后來成為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奠定了基礎，也使他成了一位比較“了解中國的日本朋友”。
　　我回憶起高井先生當年在上海的采訪活動，就會聯想到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是啊，在中國人民爭取解放和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處處都留下了外國記者的足跡。今天，中國正闊步走向世界，世界也更加關心和了解中國，在這方面，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之外，外國記者也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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