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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公文語言多俗語，少尊稱與謙稱，內容要件上文本專用詞語多白話。通過上述考察與分析，進而探討了共產黨公文二元并存的語體模式，以及“雙軌制”形成的原因。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公文語言；特征；成因
　　公文作為辦理公務的文書，與社會緊密相連，是社會變革的晴雨表。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就有公文的使用，只是在初建期，數量有限。1925年瞿秋白擬寫、1931年周恩來批準并于當年公布施行了《文件處置辦法》；同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暫行組織條例》；1938年4月晉察冀行政委員會發布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論與實踐》，1942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新公文程式》；1949年公布并施行了《華北人民政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公文在承襲古代公文的基礎上，在文種、格式、紙式、程序等諸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與變化，其中語言是直觀而明顯的。目前相關研究較為簡單零散，學者多將此階段公文語言的特點籠統地概括為一定程度上繼承古代公文，保留了文言文的痕跡，缺乏進一步細致具體的研究。立足于語言的歷時演變，考察此時期公文語言的客觀狀態與典型特征，無論對現代漢語本體還是公文語體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公文語言變化較大，根據受文對象的不同，出現了不同的變異形式，自身系統內部存在二元并存的語體模式，即兼具正式與非正式、典雅與俗白。具體而言，它的語言采用“雙軌制”，即本黨內部的公文語言絕大多數是現代白話文，非正式，較俗白。在其外部，包括對國民黨、對社會公布發行的兩種公文絕大多數傾向于選擇文言文，多用尊稱與謙稱，較正式，典雅度高。我們考察了《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3、第4、第5、第6冊），同時參照《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毛澤東選集》等著作，搜集了各類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公文，約有38萬字，討論其特征及成因。
　　第一，共產黨內部公文多用俗語，少用尊稱與謙稱，外部公文情況與之相反。
　　諺語、慣用語、歇后語屬于廣義概念的口語詞，也是俗語。這類詞語多通俗、較隨意，常用于非正式語體，在典型的公文中較少出現，但是較之同期的國民黨公文，共產黨內部公文中口語詞數量較多，使用頻率較高。我們見到的慣用語有“鬧生產”“起勁”“二流子”“戴……帽子”“鉆空子”“死對頭”“扣大帽”“一鍋粥”“打路條”“打圈子”“打折扣”“出岔子”等；歇后語有“大閨女背斗子，沒背住人家，把自己背上了”“地是命根子”，順口溜“分得好壞，萬年福害”“一級趕一級，越趕越緊”“多響雷少下雨”“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盜賊”等。這些都是人民群眾口頭經常使用的詞語。毛澤東身為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深悉公文的真諦，通俗直白，曾強調公文寫作“用口語，使人一看明白，較之現在相當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強懂了但是過眼即忘記得干干凈凈的那種文體，要好得多”。
　　此外，尊稱、謙稱、敬語在共產黨公文中整體使用頻率較低，種類較少，多分布在黨外公文中。統計得出，共產黨公文中使用的尊稱與謙稱共有19種，即“鈞、鈞座、臺、大、貴、先生、君、閣下、委座、職、敝、鄙人、鈞令、貴方、貴軍、貴處、職軍、職部、敝軍”，總計245例，大都用于對國民黨發布的公文，以及少量對社會行文，使用最多的是尊稱“先生”，有95例，而該詞在國民黨內部公文中頻率高達136次。可以看出，政治立場與黨性原則決定共產黨主張民主、自由、平等，不講究等級制度，故而極少使用尊稱和謙稱，而在黨外公文中，由于“禮貌原則”“合作原則”的制約，較多使用尊稱和謙稱。
　　第二，共產黨公文多白話，少文言。
　　共產黨公文保留并繼承了古代公文中的部分文言詞語，但整體數量少，所占比例小，這些詞語僅限于黨外公文，使用頻率低，其內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白話詞語，所占比例大，使用頻率較高。換言之，共產黨公文以通俗易懂的現代白話文為主，對內行文使用白話文的同時，對國民黨的行文則傾向于選擇使用文言色彩較濃的詞語。這種語言上的文白差異主要體現在公文內容要件上文本專用詞語的使用。
　　“同志”是一個典型稱謂語，以此為例，進行分析。首先，在使用頻率上，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同志”在共產黨公文中都是高頻詞語。該詞共計使用377次，其中公文起首稱呼“同志（們）”15次，指稱社會及國民黨人士3次，指稱共產黨員個人12次，例如：“全體代表同志們。”（《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各野戰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同志們，南方各游擊區人民解放軍同志們。”（《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其次，就使用形式而言，作為文中稱謂語，共產黨公文中的“同志”用法很多，既有職業+同志（士兵同志、農民同志），也有職務+同志（政委同志、師長同志），還有數量較多的復數形式“同志們”。
　　最后，從詞義來看，共產黨公文中，“同志”表示的概念外延相對較大，不再特指同一個政黨的成員，而從稱呼同一政黨內部成員已經擴大至兩黨成員之間，以及社會非黨派人士。
　　“同志”詞義的差異，折射出共產黨在建立或維系社會及人際關系上的特點。共產黨黨內互稱“同志”而不稱職銜，強調民主平等，有利于打破封建等級觀念，克服特權思想。黨外稱呼“同志”，反映了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即取消同一社會范疇內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在努力實現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大目標下，尋求相同，團結合作，建立一種尊重、敬愛與信任的新型關系，正如中共“一大”黨綱中規定的“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受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同志”傳達的情感態度是“親和、具有革命歸宿感”。
　　引述語使用頻率較高的有“根據、為、為了”，均為白話詞語，多用于內部公文，而文言色彩濃厚的“奉、據、茲”使用頻率低，偶見于黨外公文。期請語中使用較多的有“希望、請、請示”，而古代公文中常見的“敬、查照、鈞裁、敬乞鈞裁、聽候鈞裁、呈乞鈞裁、乞鈞裁”等均較少使用。征詢語多用“是否”，少用“當否、如何”，前者偏白，后者偏文，如：“葉飛、陶勇現到何處？運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鎖？黃河船只是否不缺？過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然即告。”（《8月6日給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并告陳士榘、唐亮、葉飛、陶勇的電報》）期復語中文言色彩較濃的“伏乞、鑒核、查照辦理、盼復、示遵”等多被擯棄不用或偶爾用之。表態語中同樣使用了大量的白話文，如“批準、準予、同意、完全同意、一致同意、執行、嚴格執行、必須執行、（不）認真執行、徹底執行、切實執行、堅決執行、批準、無條件（的）執行、遵照執行、強制執行、迅速執行、全部執行、一律執行、正確執行、分別執行、嚴厲執行、認真嚴格執行、忠實執行、立即執行、決定執行、馬上執行”。 　　此外，共產黨公文中的尾部用語也獨具特色。常見的有“革命（的）敬禮”、“崇高/勝利/解放/抗戰的敬禮”等，還出現了其特有的“（向/致）……的敬禮”，此形式既用于共產黨的內部公文，也用于共產黨對國民黨、對社會的行文，其中在共產黨對國民黨發布的公文中使用頻率較高。檢索統計，“敬禮”前面的修飾語為“革命”的有5例，占一半之多。這些用例出現的時間基本上都集中在1937年至1942年之間，“敬禮”作為敬辭，語義蘊含的是雙方處于平等關系，而沒有上下級的尊卑之別。這反映了抗日大局當前，共產黨更傾向于將國民黨視為同一革命戰線上的盟友。此外，共產黨公文常出現以口號作結的結束語，對“中華蘇維埃”“解放”“團結”等進行熱烈的祝頌，如：“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萬歲！中華民主共和國萬歲！中華蘇維埃萬歲！中華民族自由平等獨立解放萬歲！”（《中共中央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
　　我們將此階段公文特點形成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公文出現語體變異，它的語言采用“雙軌制”，即在其內部的公文語言絕大多數是現代白話文，在其外部，包括對國民黨、對社會的兩種公文絕大多數使用文言詞語。這一特點體現了公文撰制者為實現設定的功能意圖，有意選擇順應語境的合適形式，完成表達。語言使用環境的差異，導致人們為了實現或接近某些具體的交際目的，選擇順應，因此相同語義在不同語境下顯現為不同的語體形式，共產黨認為文言文是八股文而加以摒棄，用語偏白話，因此例如“行旌、安輯、迎迓、遄回、竭蹶、阽危、遄征、芟鋤、秕政、苞苴、稔惡、餉糈、窳散，捭闔、萌蘗、災�、補苴、晉謁、鵠的、犖犖數端、不啻倍蓰”等文言詞語以及“貽笑列邦，見譏后世”“惟……是從”等文言句式在國民黨公文中較為常見，而在共產黨公文中大多銷聲匿跡。
　　此外，這一時期在社會大語境下，共產黨內部情況某種程度上，也影響著其公文語體語言內外差異的形成。
　　首先是共產黨對待白話文的態度。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共產黨處在弱勢，由于受文者的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以及淡化封建尊卑等級觀念，追求倡導平等自由的政治訴求，決定黨內公文可以堅持使用現代白話文，對外行文為了實現公文的功能意圖，多傾向于選擇使用文言文。
　　其次，公文行文者和受文者的交際需求。共產黨公文的受文者主要是工農出身的黨員。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公文語言要淺顯易懂，盡可能不用或少用文言詞語。例如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司令部發布的《布告》：“紅軍宗旨，民權革命，贛西一軍，聲威遠震。此番計劃，分兵前進，官佐兵夫，服從命令……全國工農，風發雷奮，奪取政權，為期日近。革命成功，盡在民眾，布告四方，大家起勁。”通篇四百余字，采用四言“打油詩”的形式，深入淺出地道出了黨和紅軍的方針政策。此則布告通俗明白，符合讀者的文化需求，押韻上口，一讀就懂，便于傳播。
　　最后，共產黨公文的語體變異反映了人際關系中的權位關系，大致有低高、高低、平等以及社會地位的尊卑。共產黨在與社會賢達、與國民黨高層交往時，需要適應其語言習慣，遵從其封建等級，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外界力量，壯大勢力，求得生存與發展。共產黨“用語體手段調節直接交際距離”，采用典雅、正式的語體拉遠、拉高了與國民黨的距離，選擇通俗、非正式語體拉近、拉平內部距離，從而造成內外有別的“雙軌制”，諸如“敬候明教”類的謙辭敬語多出現在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行文中。內部公文用語態度謙和，語氣和緩，體現尊重、平等、體諒原則，即便是下行文也常用“此致，敬禮”“布禮、為盼”等詞。
　　參考文獻：
　　[1]蘇馬.跟著毛澤東學習如何寫公文.[2015-06-15].http：//history.m4.cn/2015-06/ 12777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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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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